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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使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面对诸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建立快速有效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已迫在眉睫。食品召回制度作为建立食品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本文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理论研究背景，以我国的食品召回法律制度为主线，提出该制度体系尚存在的不足，并以美国为例总结国外食品召回制度的特点，以此为借鉴，探讨如何使食品召回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食品召回；制度完善；食品分级召回；食品溯源管理；食品召回责任险；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依此普世的社会价值观念，“安全”这一要素显然是食品进入流通和消费领域所应当具备的最为基本的条件。然而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却在不断爆发，从国际范围来说，如英国的"疯牛病"、欧洲的"口蹄疫"、席卷全球的禽流感等等。与之相应的，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如劣质奶粉、苏丹红、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以及前几年备受关注的三鹿奶粉等事件。问题食品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造成后果之重，已经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

　　面对接踵而至的食品安全问题，如何快速有效地将问题食品从市场上撤出，避免更为严重的后果，以便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当下我国着重探讨并急于解决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建立完善的食品召回制度。通过对国外先行者经验的学习以及对基于本国国情把握之上的实践摸索，形成一套独特的食品召回法律制度。

　　一、食品召回制度的概述

　　食品召回制度，是指由于生产商生产的食品存在设计缺陷或制造缺陷，并已经进入流通领域，为避免缺陷食品危及人身安全及财产损失，生产商必须及时将缺陷食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情况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并提出召回申请。如果生产商不主动召回，政府可以强行将缺陷食品进行召回，由此所确立的制度即为食品召回制度。食品召回制度是国际通行的一种食品安全事后监管有效措施，既可以有效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保障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又能够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主体，规范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行为，从而全面提高食品行业的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从食品召回制度的设计初衷与实践效果分析，该制度具有预防性、无偿性、大众性、实体法与程序法兼容性等特征。所谓预防性是指食品召回制度的功能在于预防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或者阻止其进一步扩大，从而防止更多人的生命健康利益受到侵害。该制度有利于防患于未然，避免该类产品大规模损害的发生。无偿性是指生产商、经销商、进口商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无偿地召回不安全食品。因为不安全食品的产生责任在于生产者一方，消费者是受害者，所以经济损失必须由生产者承担，这也是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大众性是食品召回制度最典型的特点，因为相比而言，汽车、玩具等产品召回涉及的只是一部分消费者，而食品消费是所有人都需从事的活动。

　　此外，食品召回制度既有实体法的内容，也有程序法的规定，两者相互兼容，程序性特征又催生出期限性特点。程序性是指不管是主动召回还是被责令召回，都应该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违反程序将导致相关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期限性是指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尽快进行，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防止危害扩大。期限性特点源于食品消费的本身特点，因为食品消费是一次性的，且有保质期的限制，消费者通常不会囤积食品，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再到食用的时间间隔很短。倘若食品的召回稍有迟延，就会造严重的后果。

　　二、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之现状

　　2002年11月，北京实行“违规食品限期追回制度”，成为我国食品召回的开端。2006年8月1日起，上海市正式颁布实施《缺陷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试行）》，在全国率先实行缺陷食品分级召回，并成立了缺陷食品鉴定组，这是我国首个较为系统、具有操作性的食品召回制度。在积累了足够的实践经验后，2007年7月2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了《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虽然这仍然只是一个法律位阶较低的部门规章，不能统领其他食品监管部门，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对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的重视程度。2009年2月28日，经历了数次草案搜集各方意见后，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法第五十三条对食品召回作出明确规定，至此，食品召回法律制度终于被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

　　《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对于构建我国的食品召回法律制度体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由于该法只对食品召回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把食品召回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如何具体操作做一个很好的衔接，而且相关的配套制度也不很完善，不可能很好地应对实际存在的种种问题。因此说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尚不够成熟。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食品召回制度已相当完备，我国应当借鉴国外食品召回制度的具体做法，完善食品召回制度。

　　三、以美国为例，总结国外食品召回特点

　　各国在食品安全方面都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法规，食品召回的监管机关、主体、条件、程序、法律责任以及食品的质量标准、检测方法等相关制度都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的规定。其中美国是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管理市场经济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食品召回的具体实施中，可操作性强，效率高，效果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体系

　　从表面上看，美国食品召回是企业的自愿行为，实质上是在政府职能部门监督下实施的强制性行为。美国食品召回制度是在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主导下进行的。负责监管食品召回的是农业部食品安全检疫局、食品和药品管理局。食品安全检疫局主要负责监督肉、禽、蛋类产品质量和缺陷产品的召回，食品和药品监督局主要负责食品安全检疫局管辖以外的产品，即除肉、禽、蛋类制品以外食品的召回。这两个部门负责各自管辖下的食品召回的全过程，职责明确，互不交叉，有效的发挥监督的作用。消费者利益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不能完全归因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强，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一套能够帮助弱小消费者的机制。

　　（二）食品召回分级召回

　　美国食品安全检疫局、食品和药品安全局对缺陷食品可能引起的损害进行分级，并以此作为依据确定食品召回的级别。美国的食品召回有三级：第一级是最严重的，消费者食用了这类产品将肯定危害身体健康甚至导致死亡；第二级是危害较轻的，消费者食用后可能不利于身体健康；第三级是一般不会有危害的，消费者食用这类食品后不会引起任何不利于健康的后果，如贴错产品标签、产品标识有错误或未能充分反映产品内容等。将食品召回分级处理，既有利于正确的确定缺陷食品的危害程度，及时化解风险，同时避免了事态的扩大，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和社会秩序的动荡。

　　（三）完备的食品溯源制度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规定与生产食品及动物饲料产品相关的单位，包括生产者、加工者、包装者、分销者、接受者、持有者及进口商都应当及时建立记录档案。通过全程监管，对可能会给食品安全构成潜在危害的风险预先加以防范，避免重要环节的缺失，并以此为基础实行问题食品的追溯制度。良好的食品可追溯性是成功召回食品的基础。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各个阶段的连续的信息追踪系统，记录保留从初级产品到最终消费品各个阶段的完整的信息资料。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利用“电子身份证”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就能立刻找到问题根源以及问题链，极大地提高了食品召回的效率和效力。

　　（四）鼓励企业在食品召回中的诚信自律

　　如果企业发现食品存在安全缺陷，勇于承认问题，在监管部门还没有下“禁令”时就发出产品召回令，撤回自己的产品，并且在食品召回过程中与FSIS（食品安全检验局）或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合作，主动提交问题报告要求召回缺陷食品，一般能得到宽大处理。反之，如果企业不与政府合作，发现问题有意隐瞒，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制度鼓励企业诚信自律，最终赢得市场和消费者的信赖。

　　三、完善我国食品召回制度的构想

　　（一）完善食品召回法律体系

　　要建立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就必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形成有机的法律体系。最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第一次正式、明确地提出食品召回制度，是法律方面的一大进步，但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市场，单靠一部法律的力量是不够的，建议在完善食品安全法的基础上，制定其他配套的具体方面的单行法规，最终形成权威的，科学的，合理的食品召回法律体系。首先，《食品安全法》作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的一般法，应该在条文中增加对《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的联系。比如在第一章总则中增加一条，“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有关食品召回事宜本法有规定的，依本法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则依《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进行处理”。同时对《食品召回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将其上升为《食品安全法》的实施细则，从而建立起宏观与微观规定相结合的食品召回法律制度体系。其次，需要分别制定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用具设备召回管理办法。其中，《食品召回管理办法》应明确食品召回的适用范围、食品召回的分类、食品召回的程序、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责任、食品召回的监管职责以及法律责任等问题。《食品添加剂召回管理办法》可由卫生行政部门发布，明确食品添加剂召回的标准要求、食品添加剂召回的程序以及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责。《食品用具、设备、包装材料召回管理办法》可由卫生、工商部门联合发布，明确召回的适用范围、召回的标准要求、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问题。最后，需要制定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用具设备召回指南。此类指南虽不具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法律效力，但指南在帮助和指导企业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达国家比较注重指南的运用，我国在这方面应该给予重视。

　　（二）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熊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关键词: 软件 功能性作品 著作权许可合同 意定权利 反垄断法
内容提要: 以著作权许可合同禁止反向工程的实施和兼容软件的使用，已成为软件产业通行的商业策略。作为一种私人主导的权利配置方式，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虽然导致使用者承担了超出著作权法范围的义务，并引起了意定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冲突，却有助于降低软件利用的交易成本，弥补著作权法对功能性作品保护的不足，并激励权利人选择能够发挥软件最大效用的商业模式。因而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应允许权利人以著作权许可合同实现私人造法，但在软件构成垄断且合同条款具有阻止其他软件进入市场的效果时，需引入反垄断法进行干预。


随着软件在网络时代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软件著作权人的收益方式逐步由软件买卖变为依靠软件带来的网络效应获利，收益方式的变化也给软件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见长的著作权法对功能性作品的不适应，权利人试图依靠著作权许可来控制软件的使用方式和范围，以拆封合同、点击合同为代表的著作权许可合同，已成为私人控制软件利用的新手段。[1]权利人或扩张保护范围，或规避法定限制，并以技术措施控制许可渠道，让使用者负担超出著作权法要求的义务，使权利人得以克服著作权法在保护功能性作品上的模糊性。然而，额外的义务也导致了意定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冲突，因此如何看待著作权许可合同对法定权利的“修改”，如何界定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成为解决网络时代软件著作权制度困境的首要问题。随着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相关纠纷逐渐增多，关于反向工程、第三方兼容等问题，不但涉及对著作权法的调整，更关系到软件产业的未来发展。对此问题，国内外的法律都无明确的答案。美国２０１０年的“ＭＤＹ诉暴雪公司案”[2]的争议焦点之一即为著作权许可合同中超出著作权法范围的内容是否合法。我国２０１０年“腾讯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奇虎公司针对腾讯公司ＱＱ软件开发的“３６０隐私保护器”，旨在限制ＱＱ软件除即时通讯外的功能，使腾讯公司的诸多商业模式无法实现。事实上，在ＱＱ软件许可协议中，腾讯公司已禁止“任何借助本‘软件’发展与之有关的衍生产品、作品、服务、插件、外挂、兼容、互联等”。[3]但是，腾讯公司在起诉时并未以此支撑其禁止兼容策略的合法性，法院在判决中也未涉及相关问题。[4]腾讯公司对已有的合同条款弃而不用，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立法缺失使市场主体对其行为的合法性无法确定并寻求法律救济。因此，为给软件产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有必要在分析软件许可合同经济效果的基础上明确其在新技术时代的合法性。
一、私人造法的兴起：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争议
在商业软件普及之前，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并未突破著作财产权的限定，软件著作权的许可即著作财产权的许可，著作权法根据作品利用方式设定著作财产权类型，著作权许可合同则授权他人以著作权法确定的方式利用作品，两者之间并无冲突。上述关系的维持，得益于以下两个原因：（１）既有著作财产权类型已能满足软件著作权市场的需要。受技术条件所限，软件或固化于有形载体，或局限于特定范围，必须依赖有形载体实现传播。传播方式的有限性，使著作权许可合同仅需授权法定类型的一种或数种权利即可实现软件的交换价值。（２）著作权许可合同效力具有相对性，即使合同条款增加了特殊义务，也仅能约束存在合同关系的有限主体，并不会因影响不特定的第三人而导致交易效率的减损。
然而，随着软件产业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变革，软件利用范围和利用主体都得以不断扩张，著作权法的保护方式已捉襟见肘。具而言之有二：（１）从权利客体上看，文学艺术作品与功能性作品的界定方式不同。虽然软件中的源代码和目标代码作为“文字作品”已成共识，[5]但如何区分软件中的思想与表达却仍无明确标准。[6]而软件著作权人以各种方式禁止反向工程的实施，皆被认为有垄断思想的嫌疑。[7]著作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界定，仅能阻止最简单的侵权手段，即通过直接复制或抄袭的方式侵害软件著作权。而对于以反向工程获取软件创意和架构进行再创作，著作权法显然无能为力。（２）从权利类型上看，文学艺术作品与功能性作品的收益方式不同。文学艺术作品的收益方式主要是传播，使用者个人对作品的利用和欣赏基本不会影响权利人的收益；但功能性作品的收益方式则是利用，使用者对作品直接或间接利用都将影响权利人的收益。然而，由于著作权法一直针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设定权利，因此传播是权利覆盖的重点。如果不涉及公开传播，私人对作品的利用一般不受著作权法规制。软件作为功能性作品，除传播之外，个人使用范围的扩张和竞争性软件的开发，同样会影响权利人的收益。
鉴于上述原因，权利人试图通过许可合同突破著作权法预设的权利范围，对使用者施加额外的限制。[8]此举虽然旨在弥补著作权法的不足，但无疑超出了著作权法的限定。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１）著作权许可合同突破了法定著作财产权的范围。通过技术措施，权利人得以控制任意接触软件的行为和渠道，这使权利人通过合同条款课加额外义务成为可能。任何人接触软件前，必须同意接受合同条款。这就保证了所有使用者都在权利人设定的条件下利用软件，降低了网络环境下的侵权风险，使权利人对软件拥有了超越著作权法的控制力。（２）著作权许可合同突破了合同效力相对性的限制。通过电子权利管理信息，著作权许可合同得以通过改进公示方式扩展受约束使用者的范围。著作权许可合同由私人拟定，其个性化条款会增加潜在缔约人的注意成本，而电子权利管理信息的合法化则改变了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公示成本。在新类型的许可合同中，电子权利管理信息附着于软件内部，具有类似“版权页”的功能，任何接触软件的主体，皆能知悉权利人课加义务的内容。这种受法律保护的数字化公示方式，不会因软件的复制和传播而消失，所以极大缓解了意定权利带来的公示成本问题。即使是合法取得软件后的转让，受让人也只有在接受合同条款的条件下才能正常使用软件。
综上可知，由于技术措施和电子权利管理信息的合法化，著作权许可合同与著作财产权之间的制度分工已被打破。也就是说，著作权许可既可以约束不特定的第三人，也能够不受法定权利的限制来创设新权利，这使著作权许可合同在实质上具备了著作财产权的效力。[9]特别是在著作财产权无法满足权利人需要的情况下，著作权许可合同通过技术手段一方面降低了许可的协商和公示成本，另一方面排除了权利人所禁止的接触行为，实现了对软件近乎完全的控制。虽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相对性效力并未改变，但从合同约束的范围和方式来看，权利人能够以相对性效力之形行绝对效力之实。[10]有学者将此类著作权许可合同与民法中的“役权”进行类比，认为在他人已获得许可的软件上附设额外限制的做法可视为是一种新的役权。[11]也有学者将著作权许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现象视为权利人的“私人造法”。[12]具体而言，这种突破知识产权法定范围的现象，已导致了如下争议：（１）著作权许可合同导致的注意义务问题。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权利信息能够通过附着于作品的方式为他人获知，因此以公示成本为由坚持权利法定的立法依据已经受到动摇。然而，著作权许可合同产生的权利毕竟是意定之权，与法定权利相比，缺乏稳定性和社会认同感。法定权利源于立法过程中的取舍和博弈，体现的是已得到社会认同的法律关系和价值目标，并为社会主体提供了稳定的交易预期。著作权许可合同即使能够有效降低公示成本，其权利内容的特殊性也必然增加所有使用者的注意义务，毕竟意定权利的内容与法定权利相比明显缺乏显著性和类型化，特别是在权利内容超出著作权法规定的范畴时使用者在交易中承担的信息成本将更高。[13]而且在网络环境下，一方面软件的兼容性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软件的交易模式也在不断更新。如果著作权许可合同对软件的利用方式施加过多限制，无论是软件的开发、交易抑或软件之间的改编、兼容，都将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２）著作权许可合同引起的负外部性问题。著作权许可合同除提高了使用者的注意义务外，还导致软件的负外部性增加。许多学者认为，著作权法旨在实现一种精致的平衡。[14]为此，著作权法一方面通过积极赋权的方式，给予创作者或投资者以专有权，激励权利人实现对作品最有效率的利用；另一方面，通过消极赋权的方式，以合理使用、法定例外和“思想／表达二分法”等方式限制著作财产权的范围，相当于赋予公众特定的“使用权”。与著作权限制制度相反，著作权许可合同所附加的权利内容，阻止了法律针对市场失灵所设置的权利限制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将其自身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公众。许多软件公司利用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对使用者利用行为的限制，包含了诸多不受著作权法规制的内容。在使用范围上，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不但限制软件使用权的转让次数，更要求受让人必须接受与使用者购买软件时所接受的协议相同的协议。在许可方式上，协议要求使用者不得对该软件实施任何形式的反向工程，甚至禁止使用者公开评论产品或擅自公布对产品的检测。[15]上述技术限制条款显然与著作权法中的权利穷竭原则相矛盾，对反向工程的限制与著作权合理使用相违背，禁止使用者评论和批判的做法甚至涉嫌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无论是权利穷竭、反向编译还是合理使用，都是著作权法为使作品惠及公众而设计的权利限制。缺少上述限制，社会公众既无法合理利用作品，也无法进行再创造，更无法从他人利用的评价中获得选择产品的信息，相反使用者还需要承担权利人通过合同附加的额外义务。
著作权许可合同功能的扩张，乃是意定权利的再分配与法定权利的初始分配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一方面折射出权利人和使用者对传统著作财产权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权利配置方式在面临新问题时的不足。虽然数字技术使著作权许可具备了诸多优势，但由于其与著作财产权之间日益彰显的矛盾，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仍受到广泛质疑，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
二、权利配置的效率需求：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证明
（一）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立法博弈
针对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问题，相关立法在软件产业最发达的美国早已展开。自１９９５年起，曾经起草《统一商法典》（Ｕ．Ｃ．Ｃ．）的美国国家统一州立法律委员会（ＮＣＣＵＳＬ）和美国法律研究会（ＡＬＩ）就准备对《统一商法典》第二编货物买卖进行补充，试图将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易纳入其中。在立法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消费者、图书馆和相关产业界的强烈批评，最后导致ＡＬＩ退出。继续坚持立法的ＮＣＣＵＳＬ也改变了立法策略，不再主张将信息交易纳入《统一商法典》中，而是独自在１９９９年通过了《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案》（ＵＣＩＴＡ），软件则被作为计算机信息的一种成为该法案规制的对象。然而，ＵＣＩＴＡ被认为过于偏向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至今只有两个州选择适用，甚至有的州专门出台了反ＵＣＩ－ＴＡ的法案，旨在限制ＵＣＩＴＡ在本州的效力。[16]有鉴于此，ＡＬＩ放弃了对广义上的信息交易进行立法的初衷，转而集中解决信息交易中争议最大的软件问题，并于２００９年通过了《软件合同法通则》，旨在规制软件的许可、转让和接触等行为。
上述立法困境反映出软件产业的迫切诉求和立法进程的滞后：一方面权利人因制度缺陷而更为依赖合同，使著作权许可合同与著作权法的冲突日益加深；另一方面，立法者在法定权利与意定权利相冲突时也极为踌躇，既想发挥许可合同的功能以克服法定权利的不足，又害怕权利人的控制力过分扩张而打破立法平衡。虽然《软件合同法通则》的效果还有待检验，但１９９５年至今的立法尝试仍然提供了认定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合法性的不同标准。概而言之有四：（１）著作权法优先原则，即许可合同条款不得与著作权法相冲突，否则无效。事实上，《美国著作权法》第３０１条已有类似规定。由于与著作权法冲突一概无效受到权利人的批评，因此《软件合同法通则》放松了规制，仅规定合同条款违反著作权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才视为无效。[17]（２）公共政策原则，即合同条款须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标，维持以排他性权利激励创新与增进公共领域内信息传播之间的平衡。因此，法院应考量合同履行后所产生的效益。合同条款若违背基本公共政策，法院可宣告其无效。[18]（３）禁止显失公平原则，即合同条款不得在程序和内容上使一方承担过多的义务。禁止显失公平原则从程序上看主要针对格式合同缔约过程中使用者一方是否有机会了解合同条款的内容，以保证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从内容上看旨在防止优势一方以合同条款免除主要义务或片面增加对方风险。[19]（４）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即防止权利人违反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而不正当地扩张其权利。该原则来自针对功能性作品的判例，[20]如今被用作限制合同合法性的制度工具。
由上可见，立法者试图在最大限度上维持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意思自治，允许权利人通过许可合同变更法定的权利客体和权利范围。对合法性的主要限制也意在保证各方意思表达的真实性，防止处于优势地位的权利人扭曲使用者的真实意思。然而，由于公共政策原则和禁止显失公平等原则过于模糊，导致上述界定标准在实践中难以操作，许多问题不得不以利益平衡等立法目标来进行解释。限制性条款的模糊性，说明法律对软件许可合同的合法性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结论，这也最终使得权利人和使用者都无法对合同的效力具有稳定的预期。为消除这种模糊性，必须将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问题放在软件产业的特殊商业模式和市场特征中分析，才能作出真正有利于软件产业发展的制度设计。
（二）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制度功能和合法性基础
１．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权利配置功能
软件著作权人通过许可合同构建软件的保护范围，乃是私人对法定权利的重新配置。权利配置旨在明确权利归属，使行为的收益和损害归于行为人承担。当权利客体价值增加时，通过权利配置可将客体利用的成本和收益“内部化”，激励权利人发挥权利客体的最大效用。在著作权领域，权利配置可分为初始分配和再分配。初始分配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著作财产权赋予不同主体，再分配是权利人之间以自由协商的形式通过合同实现权利流转；初始分配属于法定的权利配置，再分配属于意定的权利配置。两者的目标皆在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权利客体效益的最大化。
从初始分配来看，法定著作财产权的优势在于以清晰的权利边界降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著作财产权作为一种事前标准，以法律的形式公示权利范围，为各方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交易预期。[21]然而，法定著作财产权的效力优势，是以牺牲权利类型的丰富性为代价的。为将权利的界定和公示维持在一个公众能以较低成本理解、认识的程度上，法定权利只能以抽象化、标准化的方式存在，以保证交易的便捷。所谓抽象化，是指著作财产权的类型仅能涵盖作品最基本的利用方式，避免作品承载过多的财产权类型，保证使用者不会在权利内容的考量上耗费过多成本；所谓标准化，是指著作财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不得随意创设，通过类型限制降低权利的公示成本。因此，著作财产权只能满足著作权市场的基本需要，而无法应对全部的交易情形。从再分配来看，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旨在弥补著作财产权标准化的局限。鉴于数字时代软件利用方式的多元性，传统著作财产权无法涵盖软件的特殊利用方式。著作权许可合同作为一种私人界定权利的手段，可根据具体情势的需要变更权利的初始配置，以发掘作品的最优利用方式。著作权许可合同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允许当事人基于特定交易目的和交易情势突破标准化的法定权利配置。这种私人权利配置方式乃是对法定权利界定和归属的“修正”，潜在的交易者因此须在软件权利类型的调查、评估和监督上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申言之，从权利配置的角度看，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本质是以私人主导权利配置的方式弥补法定权利在软件著作权市场中的不足，使交易主体根据具体情况有效调整权利安排。
２．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理论前提
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所实现的权利配置是否具有合法性，应看其是否使软件产生了比法定权利保护更高的效益。对著作权许可合同所创造效益的考察，不能仅参考其与著作权法的契合度，而应结合软件著作权市场中相关商业模式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变化关乎商业模式的创新，而商业模式中出现的新客体和利用方式，需要通过权利配置发挥效用。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１）著作权许可合同与软件客体范围的界定。在权利客体界定问题上，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通过扩大客体范围来实现软件价值的内部化，激励权利人发挥软件的最大效用。传统“思想／表达二分法”的意义，旨在共享思想的前提下鼓励独创的表达创新，因此法律只禁止表达的简单重复。对功能性作品而言，经济效用的发挥需要保护客体的工具性特征，因此传统界定标准无法保护软件的价值来源，需通过著作权许可合同来完善软件客体的界定。权利人以合同条款禁止反向工程，与立法和司法的规定不符。在立法上，虽然以技术措施禁止接触软件的合法性已得到广泛承认，但以实现软件兼容为目的的反向工程，一般被认定为技术措施的例外。[22]在司法上，法院认为，如果根据作品的性质需要通过复制来理解作品蕴含的思想，那么这种复制应被视为合理使用。[23]然而，无论是合理使用抑或技术措施例外，都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制度工具，只有在交易成本过高以致阻碍作品正常传播时才适用，因此其判定要素除作品的性质外，还包括使用目的和性质、使用比例、对作品价值和潜在市场的影响三个要件，这样才能正确发挥上述限制制度解决市场失灵的功能。法院为承担维持软件的法定客体判定标准，显然过于关注作品性质这一要件，却忽略了作品的使用目的和对潜在市场的影响。[24]功能性作品的特殊性以及合理使用原则的适用，造成权利人因无法区分使用者“借鉴行为”的合法性而承担额外的监管成本。法律对合法反向工程的模糊界定，其他软件提供商借此在开发环节上得以节省大量开发成本，并损害了原软件经济价值的实现。权利人不得不在技术措施上投入成本，以自力救济的方式阻止使用者任意获取涉及软件功能的信息，同时也抵消了权利人研发、升级软件的经济诱因。有鉴于此，与其让权利人为保护源代码与使用者在技术上比拼，不如直接通过制度保护来降低交易成本。允许权利人通过合同对反向工程加以“概括禁止”，可以有效降低权利人禁止反向工程所耗费的技术和监管成本，最大限度保护了软件的功能价值。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在软件客体范围上的突破，旨在解决“思想／表达二分法”在保护软件创意和架构时的困难。既然著作权法的目的是解决公共产品造成的市场失灵，那么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也应该被允许用来纠正因著作权法的滞后性带来的市场失灵。作为一种权利再分配的手段，著作权许可合同通过改变法定的客体界定标准，使因著作权法保护不力导致的外部性转化为权利人的收益，以此激励权利人实现软件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２）著作权许可合同与软件权利类型的扩张。在权利类型设定问题上，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根据对特定利用方式和成本收益考量，确定符合利用效益最大化的权利范围。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对利用方式和范围的限定，乃是以格式化的许可方式扩张法定的著作财产权类型，这种私人创制的方式对软件著作权市场来说尤为重要。首先，在网络环境下，软件提供商将软件免费或低价提供已成为一种趋势。该商业模式旨在使权利人获得网络效应，一旦使用者形成规模，再通过开发和销售基于该软件的衍生品获取“延迟收益”。随着衍生品的丰富，改变使用习惯所付出的适应成本也将不断增加，导致使用者更为依赖该软件，从而保证权利人收益的稳定性。[25]通过延迟收益策略，软件著作权人释放部分权利的原因，仍然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只是该经济利益并非直接来源于软件的许可或销售，而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获取。同理，软件著作权人通过控制兼容软件的开发和传播，也能够帮助权利人实现网络效应。根据功能的互补性，软件可分为平台软件和应用软件，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实现其功能。[26]出于不同的竞争策略，权利人对平台软件的许可条款也会不同。如果权利人希望扩大软件的使用范围，一般会许可其他软件开发商获取其程序接口，允许他人为该平台提供应用软件；相反，如果权利人为保证软件服务的同一性或避免竞争性产品，也会通过许可条款禁止他人获取其程序接口，而选择自己开发兼容性的应用软件。[27]因此，任何依托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都需要法律承认相关条款的合法性。无论是出于延迟收益获得网络效益，抑或通过规模化取得竞争优势，权利人都需要通过著作权许可合同对软件的利用方式和范围进行限制，控制兼容性软件的开发和传播则是实现延迟收益的重要保证。软件著作权人既可选择开放应用程序接口，允许他人任意开发兼容软件；也可选择禁止他人接触接口，仅由自己开发或购买兼容软件；还可采取有限度的开放，由权利人选择特定的兼容软件开发商。承认通过著作权许可合同控制兼容软件传播的合法性，使权利人根据分散的市场信息作出最优选择，实现软件效用的最大化。其次，在技术措施的帮助下，权利人利用以著作权许可合同限制他人利用软件的范围，可以实现价格区分，[28]使权利人和使用者双方受益。对著作权人来说，价格区分使权利人得以对不同类型的主体分别定价，可以增加软件产品的收益；对使用者来说，价格区分可使商业用户支付较高价格，而个人用户支付较低价格，具有不同支付意愿的主体皆能在可承受的价格范围内利用软件。如果价格区分既可以增加著作权人的创作诱因，又不会增加无谓损失，那么法律应允许权利人以此提高交易双方的福利。[29]限制使用者利用软件范围的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功能即在于阻止不同类型的使用者之间相互开放软件的利用渠道，从而实现上述价格区分策略，这显然有助于提高网络环境下的软件效用。反之，如果否定相关合同条款的合法性，将导致权利人只能提供统一定价，使部分使用者支付更高的费用。[30]需要注意的是，私人创制的权利类型毕竟有别于标准化的法定权利，因而使用者信息成本的增加不可避免。然而，任何制度的变革都必然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不能苛求著作权许可合同在不增加任何社会成本的条件下激励权利人发挥作品的效用，其经济意义应以额外收益激励额外投资，且该制度带来的收益增长足以弥补制度运行的成本。[31]一方面，在电子权利管理信息将公示的信息成本内部化由权利人自己承担后，他便不会创设公示成本较高的权利类型来影响交易；另一方面，即使当私人创制的权利类型过于繁杂时，市场会通过竞争淘汰缺乏效率的合同条款，而存留下来的条款会成为业内通行的交易模式，这种市场选择过程比起法定权利更能发挥市场的制度创新优势。综上所述，鉴于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在交易成本上的优势，不能仅因为其与著作权法的不一致而否定其合法性。著作权许可合同在软件开发的新兴商业模式上弥补了法定权利客体和类型的缺陷，有助于将著作权保护范围以外的利用价值纳入权利配置的范围内，并提高权利人和使用者双方的福利。
三、反垄断规则的引进：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限制
在肯定私人造法合法性的同时也必须注意，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在权利配置上的积极效果须以竞争性市场环境为基础。在竞争性市场中，由于其他竞争者的存在，权利人无法控制软件的定价权，因此价格与边际成本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允许权利人修正法定保护范围能够实现私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一致。一旦著作权人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就意味着竞争者被排除，对定价权的控制将使权利人主导的权利配置不再顾及社会效益，著作权许可合同即成为非法垄断的工具，从而损害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与文学艺术作品相比较，功能性作品更易在市场中形成垄断，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等软件提供商都曾经或正在因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反垄断审查，反垄断法和权利滥用原则在著作权领域的首次适用也皆发生在与软件相关的案件上。[32]同时，相比著作权法和合同法在合法性限制上的模糊性，反垄断法已在这一问题上积累了相当的判例。概言之，反垄断法对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合法性的限制，旨在使权利人的私人造法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发挥积极作用，并阻止权利人利用垄断地位滥用著作权许可。
反垄断法在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上的适用，与软件著作权市场的下述特点相关：（１）软件作为无体物，在创作上的固定成本较高而传播上的边际成本较低，一般只有实现规模化的许可才能让平均固定成本低于边际价格，使权利人因额外收益而获得创作的激励。（２）由于软件适用范围的扩大会带来网络效应，越多使用者加入，将使其他同类功能的软件被排斥出市场，因为优势地位的软件会形成一种标准，使用替代软件需要付出的适应成本就更大，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市场状态，因此一旦软件著作权人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将使其拥有的软件成为相关市场中“关键设施”，其他权利人须通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软件才能使自己的软件进入市场。[33]关键设施条款是判例法的制度创新，旨在防止掌握关键设施的主体阻碍后来者进入该市场的自由。[34]该条款的适用须同时具备四个要件：（１）占有关键设施的主体具有垄断地位；（２）竞争者在实践和理论上皆无法复制该关键设施；（３）竞争者被拒绝利用该设施；（４）向竞争者提供该设施是可行的。[35]根据上述要件，对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是否具有合法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判定：（１）软件与关键设施的关联性。在软件产业中，平台软件是其他应用软件得以使用的前提，一旦平台软件的著作权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将导致其他应用软件提供商的发行渠道受到限制，取得平台软件著作权人的许可将成为其他应用软件进入市场的唯一渠道。因此，判断软件是否属于关键设施，关键在于对该软件的占有是否使权利人具备阻止他人进入市场的能力。（２）其他软件提供商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平台软件著作权人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并不意味着其软件许可合同条款必然不合法。在具备垄断地位之外，许可合同条款必须是在其他竞争者无法开发或进入类似平台软件的前提下拒绝竞争者发行兼容性软件。不同平台软件提供商对开发兼容软件的许可程度也不同。在不具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权利人以著作权许可合同禁止其他软件兼容的条款乃是正常的竞争手段；一旦权利人具有垄断地位，禁止其他软件兼容则意味着禁止竞争者的进入，可视为阻碍市场竞争，著作权许可合同因而不具有效力。（３）其他软件提供商进入市场的可行性。可行性判断，旨在比较垄断与竞争的效益。与铁路、电话等领域类似，软件产业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属性，即平均生产成本一般随生产规模的增加而下降。在此前提下，规模化与垄断之间的界限更为模糊，自然垄断带来的效率甚至可能高于竞争。例如，在即时通讯软件市场中，如果处于充分竞争的状态，无论是权利人还是使用者都无法获得福利，权利人一方因软件规模化程度不够而失去创作兼容软件的诱因，使用者一方则因选择该软件的其他主体数量不足而失去继续使用的诱因。有鉴于此，考察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条款的合法性，需要比较允许与禁止该条款的预期效益。如果引入竞争者反而导致效益减损，那么软件著作权人以许可合同维持其自然垄断地位则不应被视为非法。
综上所述，对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考量并非在于其条款是否改变了软件的客体和权利范围，而是在软件构成关键设施的前提下著作权人是否通过许可合同条款阻止其他软件提供商进入市场，进而帮助关键设施软件的著作权人维持其非法垄断地位。
四、结论
肯定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在扩张法定客体和权利类型时的合法性，乃是承认私人之间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效益最优。既然著作权法的目标旨在纠正作品无形性导致的市场失灵，那么当出现其他著作权法无法调和的市场失灵时，应允许私人对权利进行重新配置，以实现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内部化，激励权利人发挥软件的最大效用，而无需法律对私人意思直接干预。在一般市场条件下，权利人之间的竞争就是保护使用者福利的最佳方法，以法定范围限制著作权许可合同，反而会因立法者或裁判者的信息不对称给当事人造成消极影响。[36]有鉴于此，从著作权法层面看，由于著作权法在保护功能性作品上的滞后性，判例和立法都没有继续坚持传统的著作权法优先原则，也不再认为合理使用等相关限制制度应优先于著作权许可合同条款，因此合理使用等权利限制制度，在一般条件下应视为任意性条款，允许软件著作权人以合同条款排除。从合同法层面看，合同法以公共利益或显失公平原则限制许可合同的合法性，同样存在过于弹性化的弱点。在没有足够判例支撑、也无法进行类型化归纳的情况下，合同法只能在程序公平上保证使用者有机会审阅合同条款，但在内容公平上却无法作出有意义的判断。反垄断法作为维持市场竞争的制度工具，能够使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优势不会变成无效率的垄断行为。因此，为应对著作权许可合同可能导致的垄断，应引入反垄断法中的“关键设施”理论，防止权利人滥用其市场地位，使软件著作权许可的优势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中得以发挥。在适用反垄断法规制著作权许可合同合法性时，除须认定权利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外，还须判断是否因合同条款阻止竞争而导致无效率。



注释:
[1]Ｓｅｅ　Ｌｙｄｉａ　Ｐａｌｌａｓ　Ｌｏｒｅｎ，Ｓ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ｔｈｅｒ－Ｗｉｎｇｅｄ　Ｄｅｍ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Ｏｗｎ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ｃｋｗｒａｐＭｉｓｕｓｅ，３０Ｏｈｉｏ　Ｎ．Ｕ．Ｌ．Ｒｅｖ．４９５（２００４），ｐｐ．４９６－４９９．
[2]Ｓｅｅ　ＭＤＹ　Ｉｎｄｕｓ　ｖ．Ｂｌｉｚｚａｒｄ　Ｅｎｔｍ’ｔ，６２９Ｆ．３ｄ９２８（９ｔｈ　Ｃｉｒ．２０１０）．
[3]参见腾讯公司“ＱＱ２０１０ＳＰ３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第３．４．４款。
[4]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０］朝民初字第３７６２６号）。
[5]首次肯定软件源代码和目标代码皆受保护的判决是“苹果公司诉富兰克林公司案”。Ｓｅｅ　Ａｐｐ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ｃ．ｖ．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ｒｐ．，４６４Ｕ．Ｓ．１０３３（１９８４）．《ＴＲＩＰｓ协定》第１０条也规定，软件源代码与目标代码应视为《伯尔尼公约》中的文字作品加以保护。
[6]事实上，即使是在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领域也很难实现思想与表达的客观化区分，而只能在个案中衡量。Ｓｅｅ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ｒｐ．，４５Ｆ．２ｄ１１９（２ｎｄ　Ｃｉｒ．１９３１），ｐ．１２１；Ｐｅｔｅｒ　Ｐａｎ　Ｆａｂｒｉｃｓ，Ｉｎｃ．ｖ．Ｍａｒｔｉｎ　Ｗｅｉｎｅｒ　Ｃｏｒｐ．，２７４Ｆ．２ｄ４８７（２ｎｄ　Ｃｉｒ．１９６０），ｐ．４８９．
[7]Ｓｅｅ　Ｓｅｇ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ｔｄ．ｖ．Ａｃｃｏｌａｄｅ，Ｉｎｃ．，９７７Ｆ．２ｄ１５１０（９ｔｈ　Ｃｉｒ．１９９２），ｐｐ．１５２７－１５２８．
[8]以一些常见的软件许可为例，腾讯公司“ＱＱ２０１０ＳＰ３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软公司“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软件最终用户许可协议”、暴雪公司“ＢＬＩＺＺＡＲ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等，皆规定了禁止用户实施反向工程以及限制软件使用范围等条款。
[9]因此有学者认为，技术措施包含控制他人接触作品的功能，这就等于赋予了权利人一项排他性的“接触权”。Ｓｅｅ　Ｐａｍｅｌ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ｈｙ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ｉｒｃｕｍ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１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Ｔｅｃｈ．Ｌ．Ｊ．５１９（１９９９），ｐ．５２３．
[10]Ｊ．Ｈ．Ｒｅｉｃｈｍａ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Ａ．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Ｕｓ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４７Ｕ．Ｐａ．Ｌ．Ｒｅｖ．８７５（１９９９），ｐ．９５１．
[11]Ｓｅｅ　Ｍｏｌｌｙ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Ｖａｎ　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ｓ，９６Ｇｅｏ．Ｌ．Ｊ．８８５（２００８），ｐ．９２４．
[12]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Ｍｅｒｇｅｓ，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１２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Ｔｅｃｈ．Ｌ．Ｊ．１１５（１９９７），ｐ．１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