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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优良银行文化,促进规章制度建设—谈谈银行文化建设与规章制度建设的关系

张在祯


一、银行文化建设与银行规章制度建设关系问题

　　（一）广义的银行文化包括银行规章制度。“文化”的定义已有上百种之多。就广义而言，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凡是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的、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的等等都属文化的范畴，是同自然物相对应而言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制度也是文化的一种，文化包括了制度。而每个群体或者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文化都包括更小的亚文化，如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总和就构成了企业文化。企业的规章制度当然也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银行”）作为企业的一种，其规章制度也属于银行文化的组成部分。本文在认同这种观点的同时，更多的则是从银行文化与银行规章制度并列的角度开展讨论的。
　　（二）狭义的银行文化并列银行规章制度。我们经常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文化”的概念，如“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培育先进企业文化，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等等，这是从制度与文化平等、对等或并列的角度，把制度与文化作为两个不同的管理层次和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来讨论的。从这种意义上讲，银行的文化管理不同于规章制度管理。规章制度更多地强调外在监督与控制，是银行倡导的“文化底限”，即员工必须做到的最起码要求；而银行文化更多地强调价值观、理想信念和道德的力量，强调内在的自觉与自律，是“制度之上的道德规范”。规章制度主要是抑制人性恶的一面，银行文化主要是引导人性善的一面。银行文化管理带有更多“柔性”引导，而规章制度更多的是“硬性”规定。因此，银行文化与规章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三）银行文化与规章制度建设关系问题。在企业管理中，我们对“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认识经常陷入一种误区：或把二者对立起来，或把二者混为一谈，难以把握二者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如果只注重柔性的企业文化建设，不重视规章制度建设，可想而知，规章制度又怎能得以执行？反之，只是硬性地推行规章制度，效果也不尽人意。在从事银行规章制度建设工作中，笔者经常反思：为什么银行规章制度建设这项基础而重要的工作开展起来是如此吃力？为什么有些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十案十违规？答案是，在推行“制度治行”的同时，也应倡导“文化兴行”；银行要做到有章可依、有章必依、执章必严、违章必究，就必须高度认识并充分发挥优良文化对规章制度建设的促进作用。

二、优良银行文化对规章制度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一）优良银行文化促进规章制度的制定。没有优良的银行文化，就不可能制定出优良的规章制度。一部好的规章制度必然蕴涵着优良的文化理念。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曾形象地比喻银行的“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外部环境是土壤。”可见，规章制度作为管理工具属于“枝干”的范畴，“银行文化是银行规章制度之根”。文化理念是制定规章制度的指导思想，规章制度要反映文化理念的要求。银行规章制度的制定，一般涉及总行多个有关职能部门，还需要分支机构及全体员工的热情参与。如果有了“银行规章制度是全体员工集体智慧结晶”的文化理念，负责组织起草的部门就会广泛征求并尽可能采纳其他职能部门、分支机构及全行员工提出的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广大员工也会踊跃参与全行的规章制度建设工作，形成良性循环。总行部门之间如果没有“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优良银行文化，就难免发生对某项事情“好管的，都争着去管”、“难度大的，谁都不去管”、“有的规章制度已经重复”而“该有的规章制度还仍然缺失”等现象。分支行的营销经理在办理业务时，发现分行或总行没有相关规章制度，如何处理？难道就不做这项业务了吗？笔者认为，如果法律、法规和监管规章没有明确限制，就完全可以做！边做边总结经验，同时积极主动与分行、总行相关部室沟通，并建议总行尽快制定相关业务管理办法。当然，这是以“和谐奋进”的优良文化理念作为支撑的。否则，很简单：“还没有规章制度，不能做！”
　　（二）优良银行文化促进规章制度的执行。没有“令行禁止”的优良文化理念，再好的规章制度也难以施行。有个小故事，可以说明。印第安原始部落一位叫纳瓦霍的学生，第一次走进都市豪华火车站时，看见墙上贴着醒目标语“请勿随地吐痰”，但低下头时却看到地上仍然有许多痰迹。后在奥克兰市热情接待他的恩赛德太太家，看见到处干干净净，心想她家里一定贴满了“请勿随地吐痰”标语，四处寻找，一张标语也没找到。可见，规章制度就像标语，只是一种生硬约束，那些没有遵章守纪的文化修养、不从心底里像爱家一样热爱公共卫生的人，照样我行我素。大量事实证明，一家银行失败或发生案件，往往不是由于缺乏规章制度，而是缺乏“有章必依、执章必严”的优良文化。资料显示，从2006年6月到2008年1月，法兴银行的11种风险控制系统，针对科维尔的各种交易自动发出了75次警报；某银行双鸭山市分行四马路支行案发前，上级分行曾对该支行进行过54次各种检查，但在历次检查中均未发现已经存在的问题；某银行广东南海九江支行营业部员工涉嫌挪用980 万元备用箱现金一案，作案时间长达近4 年之久，其上级行对该支行先后进行过35 次库款检查，都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此等案例，不胜枚举。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制度，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责任心。
　　（三）优良银行文化促进规章制度的完善。没有优良的银行文化，规章制度难以得到有效维护与持续完善。规章制度永远是落后于实践的。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因此，再详尽、周到、严密的规章制度，也不可能囊括银行经营、管理、服务的所有要求。倘若有人要钻规章制度的空子，那是防不胜防的。但是，优良文化像是“无声的命令”，从灵魂的深处发出呼唤，引导人们在一定时间、地点、情况下，必须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形成了无形的、非正式的和许多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对人们的行为起着约束作用，如同“判例法”确定的原则可以弥补“成文法”具体规定的不足一样，直接弥补了规章制度的不足；另外，规章制度发布之后，除了由起草部门或相应的主管部门持续进行检查监督、应用解释、组织修改、定期清理、汇编编纂等动态维护工作外，分支机构及其全体员工可以结合实际经营管理情况中出现的经验与教训，对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积极主动地向有关部门提出修改、补充、废止等完善规章制度的合理化建议，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规章制度建设对优良文化建设具有保障作用

　　（一）规章制度以具体规定落实优良文化。“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优良文化的一项重要准则。但是，人的本性难免有感情用事的毛病，优良文化还须靠规章制度来具体落实，而不能以信任代替管理、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在这方面监管规章对内部控制的要求，与有些传统的文化理念也存有“冲突”。古人云“小智治事，大智治人，睿智立法”。实际上企业制定规章制度就是“企业立法”。亚里士多德在讲到法治胜于人治时指出“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著名的分粥故事，可以说明制度是何等重要：有七个人曾住在一起，每天分一桶粥。每天的粥都是不够的。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每周下来，他们只有自己分粥的那一天是饱的。后来，他们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分粥。大家都挖空心思去讨好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瘴气。然后，大家组成三人分粥委员会及四人评选委员会，待相互攻击扯皮下来，粥都全凉了。最后，采取轮流分粥的方法，分粥的人要等其他人都挑完后才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结果大家快乐和气。可见，如何制定科学的规章制度是个关键问题。更何况银行业素有“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的“三铁”之称。正如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认为的，制度的问题很重要，“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所以，银行应从规章制度建设入手，通过制定科学适用的规章制度，使优良的银行文化理念真正“落到实处”，从而对员工行为产生指引、预测、评价作用。例如，谁都知道“服务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是优良文化理念，如何落实呢？据悉，麦当劳的作业手册有560页，其中仅对如何烤牛肉饼一项就有20多页。
　　（二）规章制度以奖励措施倡导优良文化。一般说来，企业文化更多的表现为倡导性的理念口号，就内容而言与企业道德相关，其要求往往比规章制度要求高。作为金融企业的银行文化理念要求应比一般企业高。我们银行员工的行为规范或职业道德标准应比一般企业员工高。笔者以为，可以参照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什么呢？试想：医生的责任有多重？病人把生命托付给他；银行人的责任有多重？客户把财富托付给您！至于规章制度的内容，则是对优良文化中必须落实的最低要求，属于基本标准。当然超过了标准则不限制，如同要求八时上班七时早到。由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对组织目标认同的差异性，要想使个体与群体之间达成协调一致，光靠优良文化引导是不行的。所以，比较规范的规章制度对超过一般标准的优良行为就设定了奖励措施，倡导、鼓励员工实践优良文化要求。例如，负有组织制定某项规章制度职责以外的营销或管理人员，如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制定议案的；对规章制度征求意见稿经常提出修改建议并被采纳的；对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经常向总行提出修改、完善等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的，理应受奖。这是在规章制度规定的考核指标以外，为全行甚至是行业发展奉献个人宝贵经验。本质上，规章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传承经验。佛教宗师星云有言，将自己的技术、才能、经验传授给人，实在是功德无量。
　　（三）规章制度以处分措施捍卫优良文化。对企业而言，规章制度不是万能的；然而，没有规章制度又是万万不能的。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有一句名言：“人们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诱惑太少。”《没有借口》也指出，不管你有多么优秀，训练方法如何先进，都得有严厉的规章制度加以保证。在商场的残酷竞争中，没有切实有效的规章制度、纪律和规定，以及员工们配合遵守，就无异于自杀，这是任何一个公司不可动摇的铁律。因为必要的规章制度，可以遏制与优良企业文化相悖的不良行为，消除影响优良企业文化形成的各种消极因素。企业文化与规章制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规章制度除了规定奖励措施外，还规定纪律处分措施，以捍卫优良文化。否则，就如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所揭示的“破窗效应”：“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物上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种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小破坏带来大灾难。所以，比较规范的规章制度或制度体系都规定或包含了纪律处分措施。
　　总而言之，有企业的地方就有企业文化，至于有什么样的文化，则另当别论。而银行的行业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培育优良的银行文化。企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多种多样，而“规章制度执行难”则是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面临的难题。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大力培育优良的银行文化，有利于促进银行规章制度建设。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银行文化建设还是规章制度建设，依法合规非常重要，也是两者共同的核心要求。其实，遵守银行规章制度，就类似遵守交通法规，别把违章不当回事，发生交通事故，悔之晚矣。依法合规不仅是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要求，更是对广大员工合法权益的一种强制性保护。


【作者简介】张在祯，男，1962年生于山东省青州市。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1988届法学学士、1993届法学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专业委员会仲裁员，上海银行总行合规部副总经理。业务专长：担保业务、信贷合同、存款业务、银行法务、金融立法和商业银行规章制度建设。


上海银行合规部 张在祯



由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看雇佣关系

王兴华


　　在办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认定当事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事关当事人的重大利益，是一个的棘手问题。本文从由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看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认定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角度，对两种关系的认定及实践中的区分方法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区别。
　　2008年3月24日，杨某承包李某的房屋修缮工程，双方协商约定每工以50元计酬，杨某找了肖某等另外5人一起干活。在劳动过程中，杨某等人自带脚手架等工具设备，肖某等人的具体工作任务均由杨某安排和监督检查。工程于2008年4月5日完工。2008年8月底，杨某在李某处领取酬金2800余元。2008年4月5日，在工程即将结束时，杨某在工作中不慎从房顶摔下，被送至医院抢救，花销医疗费 38000余元。李某、杨某后就赔偿问题发生争议。杨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围绕该起人身伤害事故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产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由李某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李某和杨某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杨某受李某雇佣，与张某等人共同完成工作，与李某之间形成雇佣的劳动关系。李某与杨某商定每工以50元计酬就可以说明双方之间属于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于杨某遭受的损失，李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由杨某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李某和杨某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杨某虽未与李某签订承揽合同，但其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按照李某的要求独立完成工作，向李某交付工作成果，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承揽关系。肖某等人由杨某选用，具体工作由杨某安排，劳动报酬由杨某与李某结算后再与肖某等人结算。因此，杨某等6人与李某之间属于承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于杨某遭受的损失，杨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与杨某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这是确定本案赔偿责任主体的前提，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李某与杨某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理由如下：
　　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主接受雇员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或造成他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或他人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有一定的共同点：二者都存在一方当事人按另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另一方当事人向其支付报酬。但二者之间又有区别，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
　　第一、雇佣关系是以提供劳务为目的，雇员所从事的工作，多为劳务，侧重劳务给付的过程，至于该劳务是否达到雇佣人预期之结果，并非所问，即雇佣关系建立后，受雇人按约定付出了劳动，就应当获得报酬，无论雇佣劳动是否取得实际效果；承揽关系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承揽人完成的工作体现为成果，侧重工作成果完成的交付结果，劳务仅作为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承揽人只有按照约定提供了工作成果，才能取得报酬利益，否则即便承揽人付出了劳动，也不能索要报酬利益。
　　第二、在完成工作时，雇员在一定程度上要听从雇主的支配和指挥，而承揽人与定作人之间则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他们之间地位平等，承揽人具有独立劳动性,对工作的安排完全有自主决定权，且承揽人须独立地完成工作任务。
　　第三、雇员在从事雇主分配的任务时通常使用雇主提供的工具或设备，自己并不准备工具设施。而承揽人由于是独立完成定作人交办的事务，所以一般都使用自己的工具设备。
第四、雇佣关系于承揽关系中给付的报酬不尽一致，因承揽人具备特殊的技能、工具甚至资质等，根据经济规律及法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承揽关系中的报酬不同于一般劳务关系中的报酬，其报酬不仅仅包含劳动力的价值，还应当含有技术成份的价值以及一定的利润成分；该报酬在价值上与买卖关系中的价格有相类似的一面，承揽人享有了一定的额外利益，故承揽人的报酬利益高于受雇人的报酬利益。
　　（一）杨某是独立地完成修缮李某房屋的工作。李某房屋的具体修缮工作是由杨某自行安排，按照李某的要求独立地完成承包任务，李某作为定作人只是审查工作成果，而不去监督、管理工作过程，李某与杨某之间法律关系的标的是劳动成果而不是劳动力。
　　（二）杨某从2008年3月24日开始工作，工程于2008年4月5日完工，其在2008年8月底在李某处领取酬金2800余元。如果杨某与李某之间是雇佣关系，作为雇员，杨某不可能领取如此之高的工资。在没有证据证明杨某的行为是代理肖某等人领取工资的情况下，只能合理地认定该笔酬金是杨某雇佣的工人的工资，由杨某作为承揽人与定作人李某结算后，再支付给肖某等5人（此时，杨某与李某之间是承揽关系，杨某与肖某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这符合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可以雇佣他人帮助完成工作的法律特征。。
　　（三）按件计酬和按日计酬都是一种计算报酬的方式，本身不能反映法律关系的特征。尽管按件计酬能准确地反映劳动成果的量而被大多数承揽合同当事人所采用，按日计酬能准确反映劳动力的量而被大多数雇佣合同当事人所采用，但按日计酬不等于工作的人提供的就是劳动力而不是工作成果。在承揽关系中，有些劳动成果难以量化，当事人也可以约定按日计酬。本案杨某承揽李某的房屋修缮工程后，与李某约定按日计酬，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以此认定当事人之间就是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
　　（四）杨某在从事修缮李某房屋的工作时，使用的是其自带的工具、设备。
　　综上所述，李某与杨某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原理，承揽人在承揽活动中应自行承担风险，除非定作人指示有过失。因此，本案中杨某遭受的损害，定作人李某不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