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意见
国家旅游局
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意见
旅发[2007]62号 (2007-11-1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委）：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有关部署，结合旅游业实际，现就全行业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提出如下意见：
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正确把握旅游业发展方向
十七大报告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回答了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强调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极端重要性。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赋予了旅游业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决贯彻落实十七大的一系列方针路线和战略部署，才能实现旅游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始终不渝地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始终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力发展旅游生产力；就是根据新形势下发展的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和源泉。要按照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顺应时代潮流的要求，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全行业，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以改革的思维和方法，研究解决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各种问题，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把“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旅游体制机制。
始终不渝地推动科学发展。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观念。要增强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的自觉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把发展作为做大做强旅游产业的根本动力。要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产业自身优势，积极为改善民生做贡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导向，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始终不渝地坚持立足基本国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基本的国情。立足基本国情，就是一切从基本国情出发，把基本国情作为旅游业推进改革、谋求发展的基本依据；就是客观估计旅游业发展现状和水平，充分认识旅游业的发展成就，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与旅游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就是科学预测旅游业发展趋势，充分预见旅游消费需求和市场供应的极大潜力，同时也要理性地看到旅游业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还不够强，市场供求矛盾仍是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始终不渝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就是要认真贯彻和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上来；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认真履行部门职责，圆满完成国家赋予旅游业的工作任务，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要充分发挥旅游产业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积极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方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促进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全面推进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是当前全行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工作任务，是实现旅游业科学发展、全面增强产业素质、切实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根本要求，是促进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好”的保证和关键。转型，就是转变旅游业的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发展形态；升级，就是提升旅游产业的发展机制、产业素质和服务质量。
要明确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重点。全行业必须牢固树立自主创新、集约发展和精品意识，建立反映集约化发展的指标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旅游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化发展转变，由数量扩张向素质提升转变，由满足旅游消费基本需求向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转变，由注重经济功能向积极发挥综合功能转变。
要重点处理好产业素质与产业规模的关系。规模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素质是产业发展的保障。只有产业规模与产业素质相协调，才能实现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无论是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的地区，还是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都要统筹处理产业素质与产业规模的关系，既要大力推进产业素质的提升，也要保持必要和适当的发展速度。
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观念，坚持保护第一、开发服从保护，认真贯彻资源、环保的法律法规，科学、环保、永续地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要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深入研究旅游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优势，避免旅游开发的趋同化、雷同化。要积极推动和深化区域旅游协作，推动客源共有、市场共享和优势互补，促进旅游产业区域性协调发展。
要进一步强化旅游公共服务。进一步争取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创新旅游公共服务体制，强化旅游公共服务职能，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自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于广大企业和海内外旅游者。要着力转变工作职能和服务方式，由具体性、事务性为主的管理服务，转向加强旅游宏观发展环境的改善，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加强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拓展服务于企业和便民利民的领域与深度。
三、综合发挥旅游产业功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
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这既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旅游业要积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依托性、关联性、带动性突出的产业优势，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充分发挥综合性的关联带动功能，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统筹协调发展。要深刻理解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把握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所带来的重大机遇，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发挥旅游消费所具有的产业优势，积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抓住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的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旅游产业，促进三大产业结构的优化。要抓住国家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机遇，发挥旅游业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配置的优势，在推动东中西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老少边穷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经济特区、城市化进程等国家战略部署中发挥积极作用。
充分发挥旅游市场优势，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要充分发挥旅游业对文化的承载与传播功能，加强对文化、文物、非物质遗产和红色旅游资源的科学开发，使旅游业成为展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平台。要充分发挥旅游业对文化的创新和提升功能，深入挖掘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的文化内涵，促进文化产品更好更快地进入旅游市场。要充分发挥旅游对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功能，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培训，更好地体现和发挥旅游活动寓教于游、寓教于乐的功能，促进国民文明素质和道德情操的提升。要充分发挥旅游对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功能，通过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不断提高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文明素质，向全世界展示和宣传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推动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
积极发挥乡村旅游的重要促进作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要坚持服从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发展目标；坚持按照农村实际和旅游经济规律办事；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充分开发利用农村旅游资源的同时，加强对生态环境、文物古迹、民俗文化的保护；坚持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农民为主体，最大程度地致富农民；坚持搞好服务工作，创新服务手段，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
努力发挥旅游拉动就业的功能，积极促进社会就业和再就业。旅游业是服务大众、惠及民生的产业，要发挥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优势，努力拓展就业层次，扩大就业范围。要鼓励小型旅游企业发展，扩大旅游服务网点覆盖面，鼓励各类投资者在旅游业投资兴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要积极推动新业态、新产品开发，鼓励扩展季节性就业、临时性就业、隐性就业等。
主动发挥桥梁和使者作用，积极服务于外交和台港澳工作。要主动配合国家外交战略大局，加强双边和多边旅游合作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与睦邻友好。充分发挥旅游促进交流、增强互信的功能，通过规范开展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不断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要加强同港澳地区的旅游交流与合作，促进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要积极推动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的工作，积极开展海峡两岸旅游交流，为满足海峡两岸居民的旅游需求做出不懈努力。
四、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提高旅游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近3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不仅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旅游业发展的一条最重要经验，也是在新形势新阶段，旅游业发展必须坚定不移遵循的方向和原则。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就是要按照市场化的要求，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逐步健全促进旅游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投资旅游业，鼓励各类民营旅游企业加快发展，鼓励其他行业和各种社会资金参与旅游企业改组、改造，进一步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促进旅游经济大发展的新格局。要根据旅游产业特征，继续推动建设国际竞争力强的旅游企业集团，积极促进个体、私营和中小旅游企业的发展，建立专业化分工、网络化发展、产业要素齐全、服务网点密集、体制机制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
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就是按照国际化的要求，为适应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进一步推进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全面加强与国际市场、国际规则、国际水平的接轨。要创新旅游业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围绕国家扩大开放的战略部署，加强吸引国外大型旅游企业和旅游投资商，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经营机制和服务模式，加速提升旅游业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加大“走出去”力度，鼓励国内旅游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发展出境旅游中实行旅游企业跟进服务战略，要积极配合国家外贸战略，进一步发挥出境旅游在缓解经贸摩擦、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方面的作用，逐步提高旅游经济的国际化水平。
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就是要进一步重视研究新形势新问题，以改革的精神解决旅游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旅游体制的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化解旅游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要进一步破除体制障碍、行政分割和地区壁垒，大力推进旅游市场的公平准入，凡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旅游领域，都要一律向社会资本开放，尽快建立公平、开放、统一的旅游大市场。
五、振奋精神，狠抓落实，努力开创旅游业发展新局面
全行业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实质，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勇于开拓，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努力开辟我国旅游业发展新局面。
加强旅游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着力提高行政能力。要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促进旅游行业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倡导和强化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经济意识、依法行政意识、大局意识、学习意识、开拓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公仆意识、忧患意识、节俭意识，加强政治和业务素质培养，全面加强和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行政能力。
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培养适应旅游业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要认真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创新旅游人才工作机制，健全人才使用机制、激励机制和流动机制，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新局面。要全面实施旅游业“十一五”人才规划，培育一支由多层次、多专业组成的，以应用型和高技能型人才为重点的旅游人才队伍。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着力改善旅游行风。要按照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要求，扎实开展和切实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要认真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制度的运行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要从旅游业的实际出发，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实行党风廉正建设责任制，提高政务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加强工作作风建设，着力倡导务实精神。要大兴刻苦学习、调查研究之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改进学风和文风；倡导埋头苦干、戒骄戒躁的作风，力戒虚假浮夸、人浮于事；要大力培养奋发进取、锐意开拓、勇于创新、务实高效的作风，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为开创旅游业的新局面，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做出应有贡献！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刘洪涛
内容摘要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个近年来争议颇多的问题，如何对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进行准确定位对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在纵向关系上，公立高校通常被界定为行政组织的一种。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沿袭这种理论，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制订的高校内部规则不具有可诉性。另外，我国高校内部管理规则普遍将特别权力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杂糅在一起，十分不利于学生权益的维护。 本文以高校与学生之间具有行政色彩的特别权力关系以及不具有行政色彩的民事关系为脉络，着重从维护学生权益的角度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定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关键词：公务法人 特别权力关系 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
高校内部规则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tudents is a widely controversial problem, realizing the nature and legal position of universities is vital to solve this problem. According to , universities belong to public welfare institute, looking form administrative angle, universities belong to administrative subjects. There is the noun “Public interests legal person” in Germany and Frances’ administrative theory, they ten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as “special power legal relation”, which the theory of china has inherited and created the theory of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 under which the regulations made by universities can’t be suited in court. Furthermore, the regulations of universities often confuse the special power relation with civil law legal relation, which is a barrier to advocate students’ righ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pecial power relation and civil legal relation, describing the legal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from the new angle of being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rights,
一?公立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
（一）我国理论界对公立高校性质及法律地位的定位
我国《民法通则》以是否营利为标准,将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其中非企业法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公立高校属于其中的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从纵向关系上看，我国学理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
作为事业单位，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问题比较特殊。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如高校购置办公用品时即以民事主体身份而与供应商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据其公法职能对学生、教师等内部人员行使管理权力，与之发生内部的行政管理关系，如高校做出对学生开除的处理决定等。
（二）比较法视野上的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公务法人
对于高校的法律定位，我们不妨从比较法的视野做一下横向比较。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营造物”的概念。按照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的解释，公营造物即“掌握于行政主体手中，由人与物作为手段之存在体，持续性地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在欧陆国家，公营造物又有公务法人之称，即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的公法人。公务法人可以分为若干种类，我国台湾学者一般将公务法人分为如下类别：1服务性公务法人，如邮局、电信局等；2文教性公务法人，如公立学校、图书馆等；3保育性公务法人，如医院等；4民俗性公务法人；5营业性公务法人。公务法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公务法人是依公法而设立的法人，众所周知，大陆法系国家对公法与私法存在着严格的划分，高校即属于依照公法而设立的公务法人。其次，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职能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公务法人的职能侧重于服务，而机关法人的职能侧重于管理。
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与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极为相似，两者都注重主体的公共服务职能，并赋予主体在必要时候对这种公共需要进行管理的权力。但两者在语意上略有不同，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主要是民事法律关系上的称谓，而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显然体现了纵向各上的“公务”与横向上的“法人” 两种关系，公务法人这一概念对该类组织性质及法律地位的表述一目了然。
在德国行政法理论中，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也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地位，即公法上的权力主体和私法上的民事主体。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具有如下特点：1.公立高校是独立法人主体；2.公立高校是非营利性机构，国家设立高校的目的是提供教育服务、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而不是攫取利润；3.公立高校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教育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并在必要时对这种需求予以管理。这一点对高校的定位至关重要，高校更主要是作为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一个管理机构而存在。
二?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特别权力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发生的提前是法律法规赋予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职能。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力，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理论界一般将这种关系定位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即行政主体对其内部人员基于公法上的权力义务形成的法律关系，如国家机关与其内部公务员之间、高校与作为其职工的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大陆法系公法学说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公法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德国，在传统的德国公法学理论中，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前者是指国家基于主权作用，在其管辖范围内行驶公共权力所形成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外部行政关系。后者则是指行政主体在一定范围内在其内部基于内部关系实施管理所形成的内部权力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内部行政关系，如公务员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形成，可以是强制形成的，也可以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形成方式，权力主体对相对方均有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都负有服从的义务。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他们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不得寻求法律救济。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但是作为严格的法律术语，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从法律层面上讲，纳入法制管辖的各种关系即转化成为法律关系，无论是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一旦转化为法律关系就毫无例外的受到司法管辖。我国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并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国行政法理论界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逻辑缺陷。因此，特别权力关系的表述更为合理。
高校在依教育法律法规或高校规章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存在，高校依据国家赋予其的提供教育服务并进行管理的公法职能行使特别权力，学生负有服从容忍之义务，此时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特别权力关系，例如高校规定学生不得违反考场纪律，即是依公法职能进行管理，学生负有服从与容忍之义务。
（二）平权型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平权型法律关系，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对作为相对方的学生并无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的义务，而是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例如学校因收取住宿费、为学生订购教材等事项而与学生形成的法律关系。
相比特别权力关系，在平权型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身份平等，即双方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2.权利义务平等，高校与学生均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3.意志形成自由，不存在一方强制另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现象，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不是他人强迫的结果。
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对收缴学费关系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下，学生支付的费用依旧不是其学习费用的完全对价，故这种关系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应划为行政法律关系的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在公立高校学费制度后，学生支付的费用虽不完全等额于教育资源消耗，但毕竟是接受教育的大部分对价。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从根本上否认学费收缴关系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其次，高校不能因学生的不缴纳学费行为而给以行政分或处罚，故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国家财政支持高校运作的费用是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例如国家财政对学生贷款予以部分贴息，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将学生与银行之间贷款关系归纳为行政关系。
三?特别权力关系视角下的高校内部规则
（一）高校内部规则的性质
高校内部规则即高校为了维护学校秩序、落实对学生监督管理，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而制定的约束学生学习与生活行为的内部规范。高校通过内部规则进行管理是其约束内部成员的主要方式，是落实高校教育管理职能的细化手段，是特别权力关系中高校基于其教育管理职能而对学生的行为做出的规定和约束。正是由于特别权力关系的存在，高校内部规则才既区别于一般的外部行政法律法规，又区别于其他的社团内部规章。在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享有公法权力，使其制定的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法效力，不同于一般团体制定的内部规则，如私营企业对其员工的纪律约束；同时，高校内部规则是对高校内部学生的管理和约束，又使其区别于其他普遍性的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法律规范。因此，高校内部规则是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的内部管理规定，对内部学生具有约束力。
（二）高校内部规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
高校内部规则既然是进行高校管理的必要手段，并且其制定有着法规和法理依据，那么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内容合法合理的高校内部规则，其效力是无庸置疑的。关键在于高校内部规则合法及合理的认定标准，合法可以分为内容合法与程序合法。
内容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内容符合法律原则、法律规范。高校的内部规则首先应该遵循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规范，不违反教育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不应与以上法律法规的原则相抵触，更为重要的是，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原则性问题上（如退学权），高校内部规则的实施标准不应严于宪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尽管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出于高校自主管理的考虑而将这项权利更大程度地留给高校自主行使，但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问题上，高校显然应该在现行法律的标准、范围内予以制定细则。否则，在事关公民受教育权问题上将出现法律漏洞，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也缺乏相应的明确的法律依据。高校内部规则往往是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的进一步落实，是学校的“基本法”。这一“基本法”的实施显然关系着作为管理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
程序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产生、修改、通过等程序均应符合法律规定，执行高校内部规则的行政行为也应该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从制定上来讲，高校内部规则应该征求广大同学的意见，因为高校内部规则是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的“高校基本法”，公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宪法，相应地，学生也应参与到事关其基本权利的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中来。然而，我国《高等教育法》将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权力全权交由高校校长行使，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高校校长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高等教育法》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大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生这一高校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参与高校管理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而却鲜明规定了校长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不得不说是现代法治的悲哀！
至于合理，则是指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实施、规则内容、处分标准等均应体现公正合理的法理精神，例如不能因上课迟到而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因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这种内部管理规章中未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可能不具有可诉性，可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应该确认合理性原则，或者提供一个参考意见。既然我国当前教育法律法规尚未解决内部规章的合法性问题，其合理性问题缺乏相关规定就不足为怪了。
（三）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性
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与否，实际取决于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如前所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诞生伊始，其不可诉性便得到广泛确认。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的内部行政关系学说继承了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传统，以致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对特别权力关系下的行政行为可诉性缺乏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为数不少的高校开除学生的案件。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排除了法治行政原则的适用，因而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行政法的批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仍可能存在涉及相对方基本权利的事项，如高校对学生的退学处理、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公务员的辞退等。然而按照传统的行政法学法理，这种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甚至没有可诉性，而是完全按照高校内部规章来处理。这在当今法治社会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这为法律调整留下了空白地带。德国行政法学界对此反应犹为激烈，大多数学者提出应以处罚事项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是否应该纳入司法管辖的依据，德国理论界为此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2比较权威的划分方法是依行政行为是否涉及相对方的基本权利把特别权利关系分为管理关系与基础关系。对于管理关系，例如拥有特别权力的管理者对其内部人员的服装、仪表、作息时间规定等，属于内部行政规则，不能提起诉讼。对涉及基础关系的决定，即公务员、军人、学生的身份资格取得、丧失等决定，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德国行政法学界的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法学界意义深远，开创了特别权力关系可以纳入司法管辖的先河。
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并最终被打破，然而内部行政关系的可诉性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而且现行法律并未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解决的范畴，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对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现象，例如学生对高校取消学位行为的不服进而提行政诉讼。在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上，法律规定严重滞后于社会生活。我国行政法律应该借鉴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方法，为包括高校内部规则在内的内部行政规则的可诉性问题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随着法治社会的构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越来越多地国外学者不满足于内部行政关系中只有基础关系才有可诉性，学者们不断提出即使不涉及基础关系的管理关系，一样具有可诉性。如学生荣益称号获得权等，也应该纳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原因是这些荣益称号可能为获得者带来升学、就业等便利甚至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利益。深入剖析受管理者愿意接受高校章程约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利益。当国外行政法理论走得更远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还在为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可以纳入司法管辖而徘徊。
过于强调司法管辖又将导致行政权力的低效甚至枯竭，因此上面这种观点有唯美主义之嫌，然而它所提出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将荣誉称号的授予权赋予司法管辖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可不可以考虑由法律或教育规章来规范荣誉称号的评定标准和程序呢，什么样的学生是三好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是优秀学生干部，最好落实到量化的指标，例如对成绩设定一个硬件条件。退一步讲，司法不管辖此类问题，高校也应该制定出具体标准，对此标准的不认同，应该纳入法律最终解决的轨道。
四、我国当前实践中高校与学生关系的误区及对策
（一）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