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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查禁赌博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0年10月13日发布的公通字[2000]90号将本文废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
近几年，全国城乡赌博活动比较普遍，今年以来尤为严重。1至5月份，全国查获赌博案件6万零1百起，比去年同期上升76％。赌博活动不仅在农村相当普遍，城市也较突出。广西苍梧、岭溪、钟山、贵县等20个县319个乡镇中，有90％的乡发现赌博活动。天津市武清县7
00多个村庄，有赌博活动的占70—80％。江西省1至4月在城市中查获赌博案件725起，占全省赌博案件总数的53．2％。以往赌博活动多是发生在冬春农闲季节，现在常年不断。赌博场所已由田头地边、农民家中、职工宿舍等背人之处，发展到旅社、茶社、酒店、农贸市场、
火车站等公共场所。赌博形式除麻将、扑克、骰子、牌九以外，还有抽彩、打桌球、猜号码、象棋残局、猜拳、斗鸡等几十种。赌资一般是几十元、上百元，上千元的也屡见不鲜，有的甚至上万元。重庆市经营百货的个体户贞建平等3人，赌博五次输赢额达18000元。长春市惯赌分子
赵洪林等10多人，带赌资5万余元去外地赌博，每场输赢额都在万元以上。
参加赌博的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个体户、现役军人，还有国家干部、基层党政领导。河北省文安县查获的1008名赌博人员中，有党员73人，国家干部15人。太原市清徐县北道村当了30多年党支部书记的张知心，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成为万元户，是市劳动模范，大
儿子、大舅子赌博输了7000元，张想捞回输掉的钱，亲自去赌，又输掉7000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惯赌分子纠合团伙，抽头聚赌，有的还在赌场设卡，雇保膘`，赌博活动多是由这些人组织操纵。长春市今年以来审查处理的赌博人员中，曾被处理过的惯赌分子占70％。
赌博活动发展蔓延，败坏社会风气，直接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影响生产、工作和学习，造成许多家庭不和，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湖北省鄂州市庙岭邮局职工经常聚赌，无人值班，无人送报和接电话，有时加急电报搁置两、三天也无人送。江西瑞昌县高丰小源小学八名教
师，由教导主任带头赌，晚上耍钱，白天睡觉，让学生自习，误人子弟。更严重的是赌博活动诱发犯罪，危害社会治安。由赌博引起的盗窃、抢劫、伤害、杀人等犯罪案件增多。天津市1至4月，因赌博引起的盗窃案80起，比去年同期上升83％。黑龙江省绥化地区捕获的重大抢劫、盗
窃案犯中，有26人是因赌博输钱而作案的，占此类案犯的34．8％。
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各地普遍开展了禁赌工作，但赌风一直未能刹住。其原因，主要是有些基层组织瘫痪，没人管事，有些基层干部支持、纵容甚至带头赌博；其次是赌博活动带有群众性，查禁有困难，也有些地方对赌头、赌棍和嗜赌分子的处罚偏轻，起不到惩戒、震
慑作用。
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争取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查禁赌博活动。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地要把查禁赌博活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集中一段时间，开展有声势的群众性的禁赌工作。查禁赌博活动要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由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发布禁赌通告，广泛张贴。请政法各部门、宣传、文化、教育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部门密切配合，动员全社会的
力量，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进行法制宣传和禁赌教育，充分利用典型事例向人民群众说明赌博的危害，一定要造成禁赌的社会舆论，做到家喻户晓。
二、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号召参赌人员限期到公安派出所或保卫处、科进行登记，交代清楚赌博情况，具结悔过，并检举揭发其他赌博人员。对逾期不登记和隐瞒重要情况的要加重处理。
在开展宣传教育的同时，公安机关和保卫部门要抓紧调查摸底，弄清赌头、赌棍和赌点、赌窝的情况，适时集中打击。
三、对参赌人员要区别不同情况，依法处理。对于大多数偶尔参加赌博，情节轻微的，应以教育为主，在其登记交代清楚赌博活动并揭发其他赌博人员，作出今后不再重犯的保证后，不再追究；对于赌头赌棍和惯赌分子，要从严处理：（一）对屡教不改、恶习较深的惯赌分子，要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在城市，有的还可处以劳动教养。（二）对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者，或者以赌博为生活或主要经济来源者，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处理；对赌博犯罪中的教唆犯，还应依照《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三）对犯有赌博罪，又犯
有其他罪行的，应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罚。
在处理赌博人员时，对其非法所得必须全部没收，赌债一律废除。党政干部参加赌博的要从严处罚，并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四、在开展集中禁赌工作以后，必须坚持抓好经常性的禁赌工作，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发现苗头，坚决制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禁赌工作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结合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共建文明单位活动，对广大群众进行理想、道德教育和禁赌教
育。同时要丰富城乡尤其是农村文化生活，积极组织和引导青少年开展正当的文化娱乐活动，自觉抵制赌博活动。
五、为了适应禁赌工作的需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法机关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及本通知的规定精神，结合本地情况，制定禁赌法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立法机关批准后，颁布实施。



1985年8月6日
正当防卫若干问题初探

李姗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05级

摘要：正当防卫作为刑法规定的排除违法性的事由，是刑法赋予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在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时，在来不及得到及时的公共权力救济时，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卫行为。其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自卫行为。但正当防卫并非如法律规定如此完美，在具体运用时不可避免的会面临一些问题，诸如，防卫的时间限定问题，对象问题等等，本文笔者主要从正当防卫的对象，时间要求，以及不法侵害是否有防卫权问题来做一些浅显探讨。


关键词：正当防卫 防卫时间 防卫对象 不法侵害

引言

正当防卫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排除犯罪的事由，意为阻却行为违法性的事由，从外观表现看，正当防卫完全符合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但却缺乏社会危害性这一成立为犯罪的最终实质依据，因此，立法者为鼓励民众同犯罪作斗争的勇气，明确规定行为不违法，从而为他们排除了后顾之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正当防卫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 个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以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给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而又尚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不负刑事责任。同时为了保护公民的紧急人身权利，刑法规定对于正在进行的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性暴力犯罪的，采取正当防卫的造成不法行为人伤亡的，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也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对于后者特殊的正当防卫似乎并无太大争议，关键在于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正当防卫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本文将对此予以探讨。

一、正当防卫的防卫时间问题

“紧急情况下无法律”，当一个人的生命权或者其他正当权利受到非法侵犯时，而又难以得到国家公权力的及时救济时，法律往往会让位于现实的利益。在此情形我们要让他严格遵守法律的一般性规定，已经过于苛刻了。但正当防卫并非任何时候都可以采取的，因为它牵涉的另一个主体的生命权的问题，不容轻视。因此，法律严格限定了正当防卫的采取时间为在不法侵害发生时，即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也就是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但究竟怎样认定不法侵害正在发生，以及是否以侵犯他人法益已经开始为标准，刑法学界争论很大，主要有直接面临说、进入侵害现场说、着手说与综合说等观点，①（注：参见赵秉志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以下）笔者认为采取综合说比较合理即原则上以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为准，但当法益面临被侵犯的紧迫危险性时，也可以采取正当防卫。笔者之所以赞成此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1）进入现场说强调以犯罪人进入到现场为标准来作为不法行为的开始标准，但行为人进入了现场到实施犯罪行为，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而且我们很难判断行为人究竟是要实施犯罪还是其他，很难判断行为的方式，而此时实施防卫行为似乎不太适时。因此，该说侧重保护了防卫人利益，但忽视了犯罪人的一些的权利。有其不合理性。

（2）直接面临说强调要直接面临不法侵害人时才可以开始防卫行为，这是不利于保护防卫人利益的，可能等到直接面临时，往往会来不及防卫就已经遭受侵害了，此时，在时间要求上过于苛刻，不利于正当防卫的实施。

（3）着手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有时难以认定怎样才算着手，而且对于一些突发性的犯罪，往往从着手到行为的结束需要的时间很短暂，而此时要求犯罪人开始着手才实施防卫行为似乎不妥。只有在那些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故意犯罪中采取着手说比较适宜。

（4）综合说恰好解决了上述观点的不足之处，即原则上以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作为不法行为开始的标准，但当法益面临被侵犯的紧急危险时，可以采取防卫行为。这既有利于充分保障防卫者的利益，同时也兼顾了犯罪人的一些应有利益，因此比较合理。
基于此，笔者认为采取综合说比较适当。

关于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笔者认为应当是法益被继续侵害的危险已经消除，即行为人离开现场或者主动中止犯罪，或者被制服已不存在继续侵害的可能性，已经没有能力再次侵害时，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了，因为对于离开现场并不表明行为人就一定放弃了继续犯罪，同样还会再次出现在现场，只要有其能力，就不能排除其危险，而且对于有些犯罪往往会继续性现象，出现暂时的假终止，而实际上只是暂时的中止了犯罪，而非犯罪的结束。

二、防卫对象问题

有关正当防卫只能针对犯罪人本身而不能针对无辜的第三人，因为对于行为的发生第三人并无过错，正当防卫必须是正对不正，而不是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对于防卫者和犯罪人之外的第三人，因防卫人的行为所造成损害的，防卫人对此要承担刑事责任。此外，从刑法规定来看，正当防卫以采取制止不法侵害发生的方式给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这里的损害是否包括财产的损害，即正当防卫除了直接针对不法侵害人本身以外，是否包括其财产，笔者认为应当包括其财产，理由如下：

（1）刑法要求采取制止不法侵害发生的方式，不未明确规定只能针的不法侵害人的人身进行，而且只规定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并为规定只能是造成人身损害。因此，财产的损害应当包括在内。

（2）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犯罪人所拥有的财产，即财产的权利归属应当是犯罪人本人，而不是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财产，当然处在犯罪人现实的支配之下的财产可能是基于不法所取得其中可能包括国家集体他人的财产。因此，只要在外观上使人相信为其个人财产即可。

正因为，犯罪人在实施不法侵害时，面对防卫人可能会毁坏其财物的情况下，他要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犯罪，实施侵害行为呢？还是为了保全得来不易的财产，出于对自身财产的吝惜，而放弃犯罪呢？当后者的利益大于前者的时候，犯罪人可能会选择放弃犯罪行为。因此，利用其财产所进行的防卫有时会起到一定的防卫作用，既然正当防卫是为了维护合法者的利益，因此，在选择方式上应当是允许多样化的，只要行为得当即可。

三、不法侵害人是否有权防卫

关于不法侵害人是否有防卫权问题，笔者认为原则上是没有的，否则是与正当防卫的宗旨相违背的，正当防卫体现的是行为的正当性，而非非发性，如果允许不法侵害人有权防卫，这对受害人是非常不利的，那行为的“正当”何在？既然，行为是由不法侵害人所引起的，就应当由其承担相应的风险后果，这是他在选择实施侵害行为时首先应当考虑到的风险。既然他选择了犯罪行为，就表明了他已经愿意接受了行为可能会遇到的不利后果。但对于行为人实施了轻微侵害行为时，在遭受到明显超出防卫限度的防卫行为时，是否有权行使防卫权呢？对于非以暴力方式平和的侵犯他人财产的，却遭受到了严重的人身方面的防卫行为时是否有权选择防卫呢？笔者认为对于前者可以实施一定程度的防卫行为，而后者一般不存在正当防卫问题，理由在于：

（1）对于轻微的不法侵害，说明行为人本身并不像、想过多的侵犯他人的权利，其主观恶性较小，或者主观上并不希望侵害他人，但由于过失导致对他人权利的侵犯，虽然行为是违法的，但当先前防卫人以明显超出限度的方式实施防卫行为，可能会危及到行为人的生命，这时候，防卫者是有过错的，有故意杀人之嫌，这种防卫行为已经不是正当的了，也是一种不法侵害，对于先前的防卫行为，行为人是可以采取正当防卫的，因为，相对于先前防卫者的防卫行为，行为人的不法侵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已经演变为了需要寻求合法的权利保护了。我们不能因为行为人先前行为的轻微违法性而否认其整个行为的合法性，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说“如果轻微过失甚至无过错地引起了对方的侵害，或者预想只会引起对方的 轻微反击，对方却对重大利益进行损害是、时，仍有实行防卫的余地。”②（注：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2） 对于非以暴力方式取得他人财物的，如基于盗窃、诈骗等等，在被害人发现后及时追赶的情形下，行为人为了抗拒抓捕的，而采取的对他人人身权利的侵害的，不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而可以认定为犯罪的转化，如转化型抢劫，关键在于，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没有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即只是轻微伤的，或者不是为了抗拒抓捕的，而是行为人在遭受到先前犯罪行为的受害人的严重的危及人身安全的侵犯时，可否行使防卫权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有一定限度的防卫权，即以保全自身生命为限，同时又不能造成对受害人人身的严重侵害，因为，虽然行为人有过错，但罪不至死，不能因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综上，笔者认为，正当防卫并不仅限于合法的防卫主体，对于部分侵害行为的实施者也享有一定的自卫权。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