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第四笔农村信贷项目）
中国 国际开发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
（第四笔农村信贷项目）
（一九九０年十二月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借款人）与国际开发协会（协会）于一九九０年十二月十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ａ）借款人对本协定附件二所述本项目的可行性和优先性表示满意，并请求协会对本项目提供本信贷；
（ｂ）借款人还请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简称银行）为本项目另外提供资助。按照借款人和银行在同一天签订的协定（贷款协定），银行同意提供一笔总额相当于七千五百万美元（＄７５，０００，０００）的资助（即贷款）；
（ｃ）本项目Ａ、Ｂ两部分将由农行在借款人的帮助下负责执行，作为这种帮助的一部分，借款人将按照本协定和贷款协定的规定向农行转贷本信贷资金和贷款资金；和
鉴于协会特别以上文为根据，同意按照本协定以及协会与农行在与本协定同一天签订的《项目协定》中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本信贷；
为此，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通则、定义
１．０１节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通则》（《通则》），除删去的第３．０２节最后一句外，是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１．０２节 除上下文另有要求外，在《通则》中已对其若干词汇作出了相应的解释，但下列新增词汇，则具有以下定义：
（ａ）“农行文件”系指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３日借款人的国务院为恢复中国农业银行而发的通知（国务院文件＜１９７９＞５６号）以及国务院于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７日（国务院文件＜１９８３＞１４６号）作出的关于“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
（ｂ）“农行”系指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借款人的法律，特别是农行文件而开办和经营的一家专业性银行机构；
（ｃ）“项目协定”系指协会和农行在本协定签订的同一天签订的协定，该协定可以随时进行修改；这一词汇还包括《项目协定》的所有附件及补充协定；
（ｄ）“转贷协定”系指借款人和农行根据本协定第３．０１节（ｂ）及贷款协定３．０１节的规定而将签订的协定，该协定可以随时进行修改，这一词还包括《转贷协定》的所有附件。
（ｅ）“转贷”系指按该转贷协定的规定而提供的转贷贷款；
（ｆ）“项目实体”系指福建、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吉林、辽宁、陕西、内蒙、广西六省（区）和北京市中的任何一个或协会和银行批准参与本项目的其他省、市、自治区；
（ｇ）“农村信用社”（ＲＣＣ）系指农村信用合作社，根据借款和项目实体的法律，将由中国农业银行挑选的参与项目Ａ部分的分项目，以便实施项目协定附件一中Ｃ部分第２段中规定的义务；
（ｈ）“分贷款借款人”系指农行拟将或已将一部分贷款转贷给的项目实体的个人、个体户或专业户、合作社、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国营农场、国营或注册企业、供销合作社及集体联合企业；
（ｉ）“农行分贷款”系指由中国农业银行直接转贷或拟转贷给一个执行分项目和利用信贷的分贷款借款人的贷款；
（ｊ）“农村信用社分贷款”系指由农村信用合作社直接转贷或拟将转贷给一个执行分项目和利用信贷的分贷款借款人的贷款；
（ｋ）“分贷款”系指农行分贷款或农村信用社分贷款；
（ｌ）“自由限额分贷款”系指符合《项目协定》附件１中Ａ部分第一段（ｂ）条款的一个合格的自由限额分贷款；
（ｍ）“分项目”系指本协定附件二中Ａ部分所述的、由一个分贷款借款人，使用分贷款资金，所实施的某个特定农村发展项目；
（ｎ）“分贷款利率”系指适合于《项目协定》附件一中的Ｂ部分第１节（ｂ）段的，分贷款借款人负担的年利率；
（ｏ）“巴塞尔协定”系指设立银行最低资本水平的协定，是银行法规和监督委员会于１９８８年制定并颁布的；
（ｐ）“人民币”系指借款人的货币；
（ｑ）“专用帐户”系指本协定２．２０节（ｂ）中所提及的帐户；
（ｒ）“贷款协定”系指借款人和银行为本项目在同一天签订的协定，该协定可随时予以修改；该词汇包括银行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实施的适用于该贷款协定及附属于该贷款协定的所有附件及补充协定的《贷款和担保协定通则》。
第二条 信贷
２．０１节 协会同意按照本开发信贷协定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以多种货币计算的总额相当于一亿四千三百七十万个特别提款权（ＳＤＲ１４３，７００，０００）的信贷。
２．０２节 （ａ）本信贷资金可按照本协定附件一的规定，从本信贷帐户中提取，但所支付的款项（或如果协会同意将支付的金额），应符合以下情况：
（ｉ）一个分贷款借款人根据一笔贷款申请从信贷帐户中提取的款项是为了支付分项目所需的合理的商品和劳务的费用；
（ｉｉ）为了支付由本信贷资金开支的本项目Ｂ部分所需的商品和劳务的合理费用；
（ｂ）借款人应根据协会所满意的条款和条件（包括适当的保护以免注销、没收和扣留），为本项目在一家商业银行开设并保持一个美元的专用帐户。该专用帐户的存入和支付，均应符合本协定附件三的规定。
２．０３节 提款截止日期应为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或由协会另定的更晚的日期。对于更晚的日期，协会应及时通知借款人和农行。
２．０４节 （ａ）借款人对尚未提取的信贷资金，应按协会每年６月３０日制订，不超过的百分之零点五（１％的１／２）的年率，按时向协会交付承诺费。
（ｂ）承诺费应：（ｉ）从本协定签字后六十天开始起算，直至借款人将信贷从信贷帐户提出或注销为止；
（ｉｉ）按６月３０日确定的，或按上述（ａ）段的规定确定的年率计算。在每年６月３０日确定的年率，应自本协定２．０６节规定的之后的下一个付款日开始。
（ｃ）承诺费应：（ｉ）向协会合理要求的地方交付；
（ｉｉ）不受借款人施加的或借款领土内的任何限制；及
（ｉｉｉ）按照《通则》第４．０２节，而为本协定选定的货币，或按照该节的规定随时指定或选定的其他一种或几种合格的货币交付。
２．０５节 借款人对已提取而未偿还的信贷本金，应按百分之零点七五（１％的３／４）的年率，按时向协会交付手续费。
２．０６节 承诺费和手续费应每半年交付一次，在每年的５月１５日和１１月１５日交付。
２．０７节 （ａ）根据下面的（ｂ）和（ｃ）段，借款人应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开始，至２０２５年５月１５日止，每半年偿还一次本金，付款日为每年５月１５日和１１月１５日。在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５日前，包括该期应付额，每期应付本金的百分之一点二五（１－１／４），以后每期应付本金的百分之二点五（２－１／２）；
（ｂ）当（ｉ）协会所确定的借款人以１９８５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五年均超过７９０美元时，及（ｉｉ）世界银行认为借款人的偿债信誉足以使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时，协会在经执行董事会审查、批准，并在执行董事会对借款人的经济发展给予适当考虑后，可将上述（ａ）段分期还款条款进行修改，要求借款人每次将尚未到期的分期偿还金额增加一倍偿还，直到本信贷本金全部偿还为止。但协会如应借款人的要求，也可更改这一修正办法，只要协会断定，这样的更改不会改变因上述还款的办法的修改而获得的优惠成分后，可不按上述办法，部分或全部增加每期分期偿还金额，改为要求借款人对已提取未偿还的信贷部分，按与协会商定的年利率交付利息。
（ｃ）如果，根据（ｂ）段规定对条款进行修改后的任何时候，经协会确定借款人的经济情况严重恶化，协会如应借款人的请求，可将还款条款再作修改，使之与上述（ａ）段所列的分期偿还时间表相一致。
２．０８节 根据《通则》第４．０２节的要求，兹确定美利坚合众国的货币为规定的货币。
２．０９节 中国农业银行被指定为借款人的代表来采取本协定条款２．０２节和４．０１节及贷款协定２．０２节以及《通则》第五章（贷款信贷协议定义的）所要求或允许采取的任何行动。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和信贷的使用
３．０１节 （ａ）借款人确认为实现本协定附件二所列的本项目各个目标所作的承诺，为此，借款人除应履行本《开发信贷协定》规定的应负的任何义务外，还应：（ｉ）促使农行按照该《项目协定》的条款履行该协定所规定其应履行的各项义务；（ｉｉ）采取和促使采取一切必要的或适当的行动，包括提供外汇和其他所需资金，便利设施、服务和其他资源以使农行履行这类义务；及（ｉｉｉ）不应采取或允许采取可能阻碍或干扰履行这类义务的任何行动。
（ｂ）借款人应通过将与农行签订的《转贷协定》将本信贷资金转贷给农行，但其条款和条件应事先得到协会的批准，其内容应包括：
（ｉ）由农行按使用的货币偿还到期未偿还的本金，贷款期为１５年，包括不超过５年的宽限期；本金是指转贷的人民币和以特别提款权表示的等值外汇；
（ｉｉ）转贷利率为：（ａ）已使用未偿还的人民币的年利率为非补贴性的利率；（ｂ）已使用未偿还的外汇的年利率应不低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利率，或其他如协会接受的市场利率；
（ｉｉｉ）为了本节第（ｉｉ）段的目的，有关术语定义如下：（ａ）“非补贴性利率”系指按本协定附件４中规定的方法和条件计算的利率；（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利率”系指《贷款协定》２．０５节所述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的浮动利率；及
（ｉｖ）农行将遵照本协定２．０４节（ａ）条款支付承诺费；
（ｃ）借款人应以保护借款人和协会利益的态度来行使《转贷协定》所赋予它的权利，和实现本信贷的各个目标，因此，除非下面３．０２节（ｃ）的需要以及协会的另行同意，借款人不得转让、修改、废除或放弃该《转贷协定》或其中任何条件，以致影响上述（ｂ）段条款的执行。
３．０２节 （ａ）借款人和协会在征求农行意见后，根据各自需要，随时审查转贷协定规定的贷款利率和农行在经营过程中分贷款的利率；
（ｂ）借款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ｉ）农行的利率是有效的，适合《项目协定》３．０２节条款的规定，包括保证农行必要时有权利提高分贷款的利率，以保证项目协定３．０２节（ａ）中规定的最低利差；及（ｉｉ）分贷款利率，按协会接受的方法和条件计算为正数。
（ｃ）如果借款人按上面（ｂ）段的要求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后，《转贷协定》仍需调整，借款人和农行应以协会满意的做法修改《转贷协定》。
３．０３节 除非协会另行同意，本信贷资助的项目所需的商品和咨询服务的采购，应按《项目协定》附件二的规定办理。
３．０４节 借款人和协会同意：农行应根据《项目协定》第２．０５节的规定履行《通则》第９．０３、９．０４、９．０５、９．０６、９．０７和９．０８节所规定的义务（包括保险、商品和劳务的使用、计划和日程安排、记录和报告、维修和土地的取得等各个方面）。
３．０５节 借款应促使每个项目实体按照《项目协定》附件三补充规划规定所必须采取的行动来配合农行实施本项目Ａ、Ｂ两部分。
３．０６节 借款人应确保分项目的实施，遵循借款人和项目实体颁发的、协会接受的有关环境保护的适当准则。
３．０７节 （ａ）借款人应在农行的参与下，在１９９２年６月３０日前，按协会满意的任务大纲实施Ｃ部分所述的研究，包括按照农村部门贷款的条件分析与农行有关的信用社和非政府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功效；（ｂ）随后，借款人应同协会一起讨论研究的结果。
３．０８节 借款人应采取任何必要或适当的措施以保证：（ａ）农行遵照项目协定３．０３节的有关规定保持足够的资本金，以实施项目协定３．０３节的条款；和（ｂ）农行按项目协定３．０４节（ｄ）中提到的调整资本计划保持适当的资本率。
３．０９节 在不影响开发信贷协定和通则（见本协定和贷款协定中的定义）对其他报告的限制和要求的情况下，借款人应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同协会一起对项目实施中期检查：
（ａ）执行整个金融部门改革，包括整个利率和信贷政策、利率结构的调整以及银行法规和监测，和
（ｂ）实施项目和农行的机构发展，包括农行的风险资产比率、调资计划、本项目信贷和技术援助部分的执行。
第四条 财务契约
４．０１节 （ａ）借款人应保留或促使保留记录，以充分反映业务、专用帐户收支等有关项目的会计记录。
（ｂ）借款人应：
（ｉ）由协会可接受的独立审计师，按照一贯运用的，合理的审计原则，对专用帐户进行年度审计；
（ｉｉ）尽快做到，但应不迟于每财年终了后的六个月内向协会提供一份由上述审计师按协会合理要求的范围与明细程度提出的审计报告的副本；和
（ｉｉｉ）应按协会随时提出的合理要求，向协会提供有关记录、帐目和审计资料。
第五条 协会的补救措施
５．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６．０２节（ｈ），特补充规定如下：
（ａ）农行未能履行本《项目协定》规定其应履行的任何一项义务。
（ｂ）在本协定签字后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农行无法根据《项目协定》履行其义务。
（ｃ）借款人的有关农行的法律，包括１９７９年国务院的通知和１９８３年国务院的决定已修正、中止、废除、取消或放弃，严重地危害到农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及实施项目的能力，以致农行无法履行该《项目协定》规定的其他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ｄ）借款人或任何其他有管辖权的权威已采取了任何解散或撤销农行或停止其营业的行动。
５．０２节 根据《通则》第７．０１节（ｄ），特补充规定如下：
（ａ）发生了本协定５．０１节（ａ）段中所规定的事项，并在协会向借款人发出通知后六十天仍持续存在；及
（ｂ）发生了本协定第５．０１节（ｃ）和（ｄ）段所列举的事项。
第六条 生效日期、终止
６．０１节 在《通则》第１２．０１节（ｂ）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以下情况为本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
（ａ）转贷协定已由借款人和农行的代表签了字；及
（ｂ）借款人的国务院已批准了本协定；
（ｃ）除与本协定生效有关的条件外，贷款协定的生效条件也已具备。
６．０２节 在《通则》第１２．０２节（ｂ）的含义范围内，特规定以下情况，将被写入将向协会提供的法律意见或法律意见书内：
（ａ）《项目协定》已被农行正式批准或核准，据其条款从而对农行产生了法律上的约束力；及
（ｂ）转贷协定已被借款人和农行正式批准和核准，据其条款从而对借款人和农行产生了法律上的约束力。
６．０３节 本协定签字后九十天（９０）内的日期被定为《通则》第１２．０４节所要求的日期。
第七条 借款人的代表、地址
７．０１节 除本协定２．０９节规定的外，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３节的规定，借款人的财政部长被指定为借款人的代表。
７．０２节 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１节的要求，兹确定以下地址：
借款人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三里河，财政部
电报挂号 电传号码
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协会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２０４３３，西北区Ｈ街１８１８号，国际开发协会
电报挂号 电传号码
ＩＮＤＥＶＡＳ １９７６８８（ＴＲ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２４８４２３（ＲＣＡ）或
６４１４５（ＷＵＩ）
８２９８７（ＦＴＣＣ）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于前文第一页书明的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哥伦比亚特区，以各自的名义在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开发协会
授权代表 主管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副行长
赵锡欣 卡劳斯曼诺古
（签字） （签字）
劳动权性质论
周鹏龙
【摘要】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 劳动者； 劳动力 ； 基本含义； 基本性质
【正文】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与低贱的劳动到给予法律肯定和人文关怀之“新装”的劳动权，从一种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之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凸显了社会人的价值重估与人本位之理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调衡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不断推进的伟大硕果。
一、劳动权之动态表现——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在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曾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地位“下贱活动”。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
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
第二：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
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
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权之载体——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的问题，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笔者认为，这是有背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歧视之嫌。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权之基点——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曾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或显性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四、劳动权的历史渊源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奴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法律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从而社会不具备生成劳动权的任何条件，甚或连道德意义和习惯意义上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封建社会中，虽然少数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部分的土地，为了生存只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与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只有有限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并且由于封建社会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整个社会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劳动力的大规模买卖和转让。虽然这时也出现劳动力出让的现象，但这种劳动力出让并不是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权”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
位，它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以致后来爆发三大工人运动，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稳定统治。
随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首先提出争取劳动权的要求，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时提出了“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号，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权利的口号。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也为资产阶级采用法律手段缓和阶级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1848年二月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布了《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劳动权。[6]这是劳动权的萌芽阶段。
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守夜人”理论，运用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调节劳资关系，劳动权入宪是这一时期劳动权发展的重要特征。最早以宪法规定劳动权的资产阶级宪法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从此，劳动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接纳。
这个时期，劳动权进入宪法的另一个动力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发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首篇，首次集中规定了劳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为了避免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魏玛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确认公民的劳动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公约，更是为劳动权创设了国际法上的保护。
劳动权的产生除了客观政治、经济原因的推动之外，而且还与不同历史背景下为劳动者争取劳动权，提供人文思想和精神动力的伟大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权思想的萌芽阶段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人权理论中，最早提出有劳动权思想的是16世纪初期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马斯.莫尔，非凡的思想家见证了社会贫富极端两极化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提出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而且强调男女两性劳动不仅注重形式平等而且关注实质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