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走向公正和谐之路
─以ADR视角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

陈冲


有社会便有纠纷，纠纷的解决是社会的内在需要。纠纷的解决有多种方式，有当事人之间的自行协商、交涉、和解，也有外力介入的调解、仲裁、行政决定直至审判。在中国传统社会，受儒家“礼治”“无讼”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一般的民事纠纷采取的解决途径更多的是调解而非诉讼。发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调解制度，迎合了这种历史传统，在建国后解决了大量的民间纠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转型，人民调解出现了逐渐萎缩的趋势，被西方法学家誉为“东方之花”的人民调解制度似乎已蜕变成了“昨日黄花”。而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当代西方社会对调解作为纠纷解决途径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俨然已视调解为最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使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相衔接，已成为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对于两调衔接，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微观操作层面的问题，如法院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扩大人民调解的范围、赋予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本文愿从整个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角度，借助ADR理论，来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各自功能及关系，探讨两调的衔接方式及程序。
ADR乃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可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它既包括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也包括各种专门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的裁决、决定，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调解，也包括各类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裁定。西方国家推行ADR，主要缘由于应对“诉讼爆炸”而引起的司法危机，但其深层次的价值和社会需求在于：“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更多选择权”。
根据主持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主要可分为：（1）民间团体或组织的ADR，如各国仲裁机构的仲裁、我国的人民调解、日本的交通事故纷争处理中心、美国的邻里司法中心等；（2）国家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ADR，如劳动争议仲裁、消费者协会调解等；（3）司法ADR（又称法院附设ADR），即虽不同于审判，但与诉讼程序相关联，或在法院主持下的纠纷解决制度。按上述分类，人民调解应当归为民间团体ADR，而诉讼调解可类归为司法ADR（我国的诉讼调解严格意义上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下文将专门论及）。
一、人民调解与诉讼的各自功能及关系
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人民调解与诉讼最大共同点在于均是中立的第三者介入下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根本目的都是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但两者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几点：
1、是否具备强制性不同。人民调解最大的特征是群众性和自治性，而诉讼的显著特征是国家的强制性，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纠纷的干涉。
2、是否具有终局性不同。作为人民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不具备法定的强制执行力，而诉讼的裁决结果则具有最终性，即一个纠纷经过诉讼解决以后再也不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来解决。
3、受案范围不同。人民调解与诉讼在纠纷解决范围方面存在诸多重合，但也有诸多不同。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由此我们看出，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民间纠纷，有相当部分如发生在家庭成员、邻里、同事、村民间的婚姻纠纷、财产纠纷、损害赔偿纠纷，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重合的。但两者受案范围也有诸多不同。相当一部分人民调解受理纠纷，不具备诉的要件，不能纳入诉讼范围。而相当一部分技术性、专业性纠纷，则不宜纳入人民调解范围。
4、程序的便利性、纠纷解决成本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诉讼具有的正式性和规范性，加上“程序正义”的要求，都使得诉讼程序都比较复杂、严格，甚至很繁琐，因而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而相较而言，人民调解则没有强制性规定，比较灵活自由，强调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程序上简单、快捷，省时、省心、省力。
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虽有诸多区别，但因两者受案范围存在诸多重合，从ADR理论角度审视，两者又存在联系。人民调解作为诸多ADR中的重要方式之一，系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而诉讼则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将能有效减轻诉讼的负荷。人民调解等ADR的成功运作，将能满足多元化的社会对于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的多元化需求。人民调解等ADR形式为人们的协商、沟通和对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能够使当事人通过法律的、道德的、习惯的手段，简便、迅速、高效地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实现利益与效率的双赢。诉讼并非是一种完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是一种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人民调解等ADR制度，不仅仅是形势的需要，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二、人民调解与诉讼的正确定位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一重要的ADR方式，如何正确定位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位置，使其与诉讼能有效衔接，诉讼作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方式，如何正确看待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其与人民调解等ADR能正确衔接，是当前一重要理论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以为，运用ADR理论，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这一命题，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助于从宏观角度把握这一命题，目前两者衔接上存在的困惑和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人民调解的正确定位是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大量婚姻、家庭、侵权纠纷解决在基层，通过沟通和说服，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融洽。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发挥诉讼职能，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发挥自身职能。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群众性等民间调解特性，决定了人民调解不是一种万能的纠纷解决方式，它不能替代仲裁、行政裁决等有效的ADR形式，更不能以牺牲、剥夺当事人诉权为代价，让人民调解成为法院诉讼的前置程序。
诉讼的正确定位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应成为第一道防线或唯一一道防线。首先应当承认，诉诸法院的权利对公民而言系一种宪法权利，这种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垄断纠纷解决，相反我们应在保障司法成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同时，要让当事人知道诉讼不是唯一的解决纠纷的手段，而且也不一定是最圆满的救济手段，法院应当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
目前，诉讼与人民调解等ADR在衔接上存在一些问题，其成因有制度层面上的（典型如道交法将原行之有效的行政调解程序弱化），也有操作层面上的（典型如劳动仲裁的运行现状）。人民法院在当前应按肖扬院长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的精神，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衔接上应注意避免两个倾向。一是避免将人民调解作为强制性诉讼前置程序的倾向。法院立案部门在诉前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是必要的，但是否采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不能强制当事人采用。二是避免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绝对化倾向。有学者建议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这种建议是绝对有害的。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依法负有审查监督之责，在审查中应注意维护人民调解的威信，但不等于人民调解协议全盘有效，对于确存在司法解释所规定无效情形的，应当否定其效力。
三、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形式—司法ADR
司法ADR是ADR的一种形式，是在AD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司法ADR也称为法院附设ADR（Court Annexed ADR），是指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者在法院的指导下，所采取的与诉讼程序不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司法ADR的设置理念与ADR理念是一样的，“如果纠纷能以替代性方式在诉前得以化解，则诉讼则是多余的。如果纠纷在进入诉讼后，能以某种方式在审前得以化解，则审判则是多余的”，诉讼程序被细分为审判程序与非审判程序。司法ADR的种类有很多，但最普遍的司法ADR形式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在英、美、德、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被普遍地采纳。我国诉讼程序中也有类似的ADR形式，即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严格意义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它仅是区别于判决的一结案方式，尚未从程序上确定其非诉程序地位。调审合一的现状、法院的考核机制、法官的调解偏好，强制调解、以判压调、以拖促调等违反当事人合意现象的发生，曾使调解制度一时备受责难。事实上，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法院近年来较高的调解率也可见一斑，不过应对其运行中的弊端进行合理改造。理想的模式是将调解设置为与审判程序并行的非诉程序，将传统调解向司法ADR转型。调解程序存在于一审程序的准备阶段，纠纷被提交诉讼后，可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或强制进入调解程序，调解达成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调解不成的则进入审判程序，调解程序不能对不接受调解的当事人作出实体上的不利处理。
西方国家主持法院附设调解的主体通常有退休法官、相关行业专家或法院的辅助人员。就我国而言，大部分案件只能由审前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调解程序，但就利用社会力量主持调解程序而言，最理想的主体莫过于现有的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与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相比，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和调解协议的效力认识上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这是邀请其他社会人士参与诉讼调解替代工作所无法具备的。
让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在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国内已有法院付诸实践，如上海长宁区法院将人民调解员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还有如江苏响水法院将人民调解员聘任为特邀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和成果。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好处：1、选聘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诉讼调解的适度社会化替代，一定程度上可减轻法院民事法官的工作压力，法院可以腾出力量指定专人负责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2、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使人民调解员在法院接受了扎实的业务指导和锻炼，可形成对人民调解员的长期轮训新机制；3、人民调解员在司法ADR程序中参与诉讼调解，实现了人民调解诉讼替代工作与诉讼活动衔接的零距离，消除了中转环节，打破了信息交流与工作衔接的时间与空间障碍，使得人民调解工作与诉讼活动的衔接更具有操作性；4、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熟悉社会，了解民情民意，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判，将社会公众的良心和善恶标准、是非观念融入调解过程中，能有效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不良思维定势，使调解结果更加贴近民众，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更能为社会所接受。
在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诉讼审判所能处理解决的纠纷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在高度专门化、技术性的诉讼程序中真正妥善的纠纷解决往往不易获得。因此，必须加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构建，即使进入诉讼后，程序的设计也应进行适当的分流，应进行司法ADR的构建。两调衔接，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从微观角度探讨衔接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能从整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来审视，两调衔接的视野显然将更加开阔，意义也将更为重大。


民事审判中的隐性超审限现象初探


王宝鸣　谢善娟




　　人民法院严格执行审限制度，提高审判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根本要求。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各级法院已普遍重视了案件审限，诉讼效率有了较大提高。但案件久拖不决，审理周期过长仍然是社会反映较强烈的问题之一，法院司法统计报表中反映的超审限案件数字虽有所下降，但审判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超期审理的案件通过“技术处理”合法化，未作为超审限案件对待。本文试就基层法院民事审判中存在的隐性超审限现象及对策略陈管见，以求教正。

一、隐性超审限案件的表现形式

　　所谓隐性超审限，是指法官通过滥用审限上的自由裁量权，或者使用弄虚作假的手段掩饰案件审理超过法定期限的事实，并使之合法化的违法审判现象。民事诉讼法对案件审限虽有明确规定，但由于民事审判的特点，审限制度带有一定的弹性，为法官的自由裁量留有较宽的余地，从而使隐性超审限有了滋生的土壤。审判实践中的隐性超审限主要表现为：

　　1?变更审理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超过三个月即属超审限案件。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而目前审判实践中，程序转换随意性很大，相当多的案件转换程序不是案情复杂的需要，而仅仅因为审判人员没有在三个月内及时结案。即使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能及时审结，也擅自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审理期限就多了三个月。这一类案件均未作为超审限案件对待。可以说，程序转换的随意性使简易程序没有了超审限现象。

　　2?延长审限。民诉法第135条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仍需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审判实践中，延长审限自由裁量权过大，院长签批延长审限制度类似登记制度，只要承办人员有申请，院长一律批准，而延长时间一签就是六个月，有的承办人员逾期申报甚至结案或归档时才要求补签。院长的大笔一挥，案件就多了六个月的审理期间，审判人员的超审限办案便“合法化”了。上级法院的延长审限同样存在这一问题，而且案件的审理期间没有上限。有的基层法院每年有上百件民事案件延长审限，而其中大部分并非确需延长，延长审限几达泛滥地步。

　　3?中止诉讼。中止诉讼期间不计算在审限之内。当前民事审判中擅自中止诉讼的现象非常普遍，当事人下落不明的中止、鉴定中止、审计中止、案件请示中止等等，一个中止诉讼的裁定便将案件丢在一边。有的审判人员发现案件已超过审理期限后，在卷宗中补充一个中止的裁定(当然，这个裁定是没有送达当事人的)，作为掩饰超审限的手段。

　　4?假撤诉、假结案。有的案件审理期限届满，审判人员动员原告假撤诉，将案件报结，而后通过重新起诉的方式，另立案号继续审理。有的审判人员甚至连原、被告也不告知，自行制作撤诉裁定，将原案材料复制后以另外一个案号审理。前后两个案件卷宗中反映不出超审限的存在，而实际上审理当事人的纠纷时间大大地拖延了。有的审判人员将案件报结后，当事人的诉讼材料变成抽屉案，置之一旁不予办理。

　　5?涂改收、结案日期。有的审判人员对已超审限的案件，通过涂改收、结案日期，使卷宗材料无法反映案件超审限的事实。如案件受理后，逾期送达应诉，将卷宗中的受理案件日涂改为送达日。有的案件宣判时已超过审理期限，审判人员便将结案日期提前。有的案件卷宗中送达日期全是空白，审判人员结案后根据卷宗需要填写，这样整理出来的卷宗，自然看不出超审限问题。

　　上述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广为存在，有时一个案件便存在好几种规避法律的问题。笔者曾接触一起简单的民事诉讼案，承办人员好几个月才送达应诉进行审理(后将收案日期更改)，适用简易程序开过一次庭，而后以案情复杂为由变更为普通程序，之后未进行任何工作又申请延长六个月时间，最后开庭走个形式判决。一个原应三个月审结的案件，不算审判人员涂改掉的时间，该案也办了一年，审判人员所做的工作仅仅开了两次庭，第二次开庭只是走个过场。

二、隐性超审限现象存在的原因

　　案件之所以超审限，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否认，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与法院人员编制不相适应，制约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实践中确实存在少数重大、疑难或可能矛盾激化的案件需要做大量工作，这些情况难以避免案件超审限发生。但无论如何，案件超审限都是对司法公正和当事人权益极大的侵害。隐性超审限现象因为表现更为隐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立法的缺陷

　　首先，超审限的定义不明确。通常意义上的超审限仅仅是没有合法依据超过审理期间。对隐性超审限案件未作为超审限对待，这无疑为审判人员钻法律空子规避法律提供可能。

　　其次，审判制度中程序转换、延长审限、中止诉讼等规定弹性较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如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界定缺乏科学的标准。对是否属简单案件的认定只能是相对的，不同的审判人员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少法院对案件适用何种程序不是根据案件的类型与繁简程度，而是根据案件审理日期，有的法院不问案件是否简单，先一律适用简易程序，以后伺机转为普通程序。延长审限法定条件没有明确的规定，院长很难对审判人员提请延长审限作出正确的处理意见，审限的延长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再者，证据制度不健全，亦导致了诉讼迟延。我国目前没有相应的证据规则，对证据审查缺乏明确标准，取证、举证随意性大，起诉质量不高、举证不充分、质证不力、认证难度大。当事人为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在诉讼过程中忽而提出证据，忽而申请鉴定，忽而申请审计，令诉讼程序停而又行，行而又停，使法官有时无法严格遵守民诉法规定的审限制度。

　　另外，案件层层审批制度与内部请示程序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审判的及时完成。有的法院为了保证裁判文书及案件质量，规定了院、庭长审查签发裁判文书制度，由于领导事务繁忙及层层把关而导致签发不及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不能及时讨论；请示案件批复时间过长，案件不得不搁置起来。审判实践中对因请示审批而耽误的审限大多不予计算，有的则采取延长审限或中止诉讼方式。

　　2?法官素质影响案件审判效率

　　重实体轻程序思想根深蒂固。相当多的审判人员对程序违法的危害认识不清，在审判实践中不是积极快速地审理案件，而满足于案件实体处理的无差错，对程序上存在的问题，往往通过其他途径弥补。

　　旧的诉讼模式的影响。有的法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对复杂的案件不能找准焦点，不能准确认证，仍沿袭旧的包揽审判的诉讼模式，诉讼效率难以全面提高。

　　有的法官办人情案。因为判决案件有二审监督，不利于法官送人情。为达到高压调解的目的，有的审判人员对自己审理的案件迟迟不作判决，当事人为摆脱诉讼不得不放弃部分权利，接受法官明显偏袒一方的调解方案。有的法官甚至“吃完原告吃被告”，最后案件不好处理，只好居中和稀泥，久调不决。

　　片面追求结案率的负面效应。目前，各级法院都将结案率作为衡量法院工作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每到年底，审判人员都将精力放在清理积案上，甚至以假结案的方式提高结案率，这样势必造成纠纷重复诉讼，诉讼程序自然被推迟。而另一方面，新诉来的案件往往丢在一边，案件受理逾期，导致超审限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