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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理论的国际法意义

倪学伟

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两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深感它不仅是统一祖国的伟大理论，而且还突破了原有的国际法理论范围，是近年来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指导国际法的实践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一国两制”理论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在近代国际法中，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模式或者说主要模式就是战争。近代国际法包括“平时法”和“战争法”两方面的内容，在近代国际法的初期，“战争法”的地位远远高于“平时法”。近代国际法标榜国家拥有“战争权”，国家可以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或方法。哪个国家打赢了战争，哪个国家就拥有了“正义”、“真理”，就有权要求战败国割地、赔款，战败国只能俯首称臣，百依百顺，最后沦落为附庸国、被保护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和平模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的和最基本的模式。从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开始，现代国际法就逐步地、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这样一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律处于平等者的地位，平等地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如果遇到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禁止任何国家将争端诉诸战争或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今天的国际和平得之不易，弥足珍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每个国家的不可推卸的义务，解决争端的和平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对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理论。在近、现代国际法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从来都是实行的“一国一制”，即当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原先被非正义地剥夺、其后又被正义地收回时，无论该部分领土在被非正义剥夺期间实行的是何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其被正义地收回时，都一律实行其母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另外，当一国的一部分领土甚至全部领土和平地并人另外一个国家时，或者相邻的两个国家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换一部分领土时，所涉领土都无例外地实行与主国相同的制度，即“一国一制”。邓小平 “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法现有的和平解决国家之间重大历史领土遗留问题的方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法观念，为国际上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光辉典范，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作用。

二、“一国两制”理论赋予了和平共处原则新的时代定义
列宁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是一种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其基本涵义是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以前时期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抛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1954年，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五项原则——和平共处原则——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原则），同时又赋予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原则）新的时代意义，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原则，不仅要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而且同时又敦促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更要和平共处，以实现国家之间和平地共存，和平地友好往来，和平地解决争端，从而使和平共处原则有了更为宽泛的意义。和平共处原则已经超越了仅仅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方针、政策的范畴，成为指导所有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适用于现代国际法的一切效力范围，构成现代国际法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核心。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主体部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允许在中国领土内的小范围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即“一国两制”，其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就是和平统一祖国。港、澳、台回归祖国以后，中国之内将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即“两制”，要处理好这“两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明确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至97页）邓小平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同时，也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有了重大突破。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港、澳、台问题，就要求在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共产党和国民党和平共处，港、澳、台同胞与大陆人民和平共处，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港、澳、台之间或它们与内地之间发生纠纷或矛盾，应使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和平解决，禁止诉诸武力。

三、“一国两制”理论与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国际法主体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规范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中国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
按照国际法的有关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素，即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和主权，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在构成国家的四个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主权。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属性和最根本的特征，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其它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侵犯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不能被非法地分割和限制，也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针对香港的主权问题，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页）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有关割让和强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英国从来不曾在法律上合法地拥有过香港的主权。因此，中英之间有关香港的移交绝不可能是主权的移交，中国方面是正义地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英国则是把香港交还给中国。
“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同时香港又是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凡属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整体利益范围内的事务不得“自治”。具体说来，就是国防权和外交权必须由中央政府行使，除此之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如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文化、体育等领域，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也享有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基本相同的高度自治权。基于台湾的特殊现实状况，台湾除了享有与港、澳地区相同的高度自治权外，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是，统一后的台湾不享有外交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总之，按照“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后，港、澳、台地区享有高度自治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独立权和终审权，但这些权力并不是港、澳、台地区所固有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基于主权而自动产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港、澳、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的，且都不拥有外交权，不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因此港、澳、台地区不具有独立的国际人格，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人格者”，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港、澳、台地区拥有的权力是中央政府赋予的，是一种主权权力的国内自我分割和限制，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中国仍然是单一的主权国家。港、澳、台地区的高度自治表明，“一国两制”下的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同时又带有复合制国家的某些特征。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国家主权并未受到非法的限制或分割，在国际法上，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中国是国际法上的“国际人格者”，具有完全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本文首次发表于西南政法大学成教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政府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信阳市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信政 〔2009〕 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管理区、开发区，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信阳市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一月七日

信阳市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建设部《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县（区）城市规划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古树名木，是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树木和稀有、珍贵、具有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树木。
凡树龄在300年以上或者特别珍贵稀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古树名木为一级古树名木；其余为二级古树名木。

第四条 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是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市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划、对全市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对城市古树名木统一编号、建档和设立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标志等项工作。

县（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承担本辖区古树名木的调查登记、鉴定、定级、汇总上报等工作。

第五条 一级古树名木由省人民政府确认，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二级古树名木由城市人民政府确认，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古树名木生长地的管界单位或个人，为该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责任单位或责任人。

在公园、游园、城市绿地、城市道路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园林绿化管理部门负责保护管理；在风景名胜区、寺庙、古墓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其管理部门负责保护管理；在铁路、公路、河渠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分别由铁路、公路、河渠管理部门负责保护管理；散长在各单位管界内及个人庭院中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和个人负责保护管理。

第七条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与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应共同制定养护、管理方案，落实养护管理措施。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养护管理进行检查和技术指导。

变更古树名木养护管理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应当到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养护责任转移手续。

第八条 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护古树名木的规定，对古树名木应精心养护管理，确保古树名木正常生长。古树名木出现非正常生长情况，养护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报告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复壮。

第九条 古树名木的养护费用，由养护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承担。养护古树名木确有困难的，可以向所在县（区）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专项补助。

抢救、复壮古树名木的费用，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可适当给予补贴。

城市人民政府每年应从城市维护管理经费、城市园林绿化专项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

第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建设单位必须提出避让或保护措施。因特殊需要，确需移植二级古树名木的，应当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移植一级古树名木的，应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城市道路建设不得损害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

第十二条 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一）在树干上刻划、张贴或者悬挂物品；

（二）在施工等作业时借树木作为支撑物或者固定物；

（三）距树冠垂直投影5米内兴建临时建筑、堆放物料、挖坑、建滤池、熬沥清、点火、排放烟气、倾倒垃圾、污水和其它有害物体；

（四）未经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采摘叶子、果实和种子；

（五）攀树、折枝、挖根或剥损树枝、树干、树皮；

（六）擅自砍伐和修剪、迁移古树名木。

第十三条 对已死亡的古树名木，应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查明原因，明确责任，并予以注销登记后方可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应及时上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损伤、破坏古树名木的行为，均有权劝阻、制止和举报。

第十五条 在保护管理古树名木工作中做出下列成绩之一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一）保护古树名木，取得较大科研成果的；

（二）在管理、养护古树名木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在制止破坏古树名木工作方面事迹突出的。

第十六条 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因养护管理不善，造成古树名木死亡的，每棵处以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100元以上2000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园林绿化执法人员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古树名木损伤或死亡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赔偿实际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执行本办法收取的罚款统一上交市、县（区）财政，用于古树名木的管理保护工作。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