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市燃气管理办法
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政府
焦作市燃气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燃气的管理，保障燃气的安全生产、使用和正常供应，维护燃气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规范燃气市场，促进燃气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建设部《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和省政府发布的《河南省燃气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燃气是指供给生产、生活等使用的人工煤气、天然气、煤层气、液化石油气、沼气等气体燃料。
本办法所称燃气经营企业是指从事燃气生产、储运、输配、供应的企业。
本办法所称燃气用户是指使用燃气的单位和个人。
本办法所称燃气设施是指用于燃气生产、储运、输配、供应的各种设备及其附属设施。
本办法所称燃气工程是指管道燃气的长输管线、管网干（支）线、储配站、汽车加气站、气源厂、液化石油气贮配站、燃气钢瓶检测站等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本办法所称燃气器具是指燃气灶具、公共燃气炊事器具、燃气烘烤器具、燃气热水（开水）器具、燃气取暖器具、燃气运输工具、燃气冷暖机、燃气计量器具、钢瓶、调压器等。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的规划、建设和燃气的生产、贮存、输配、充装、经营、使用及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燃气的发展应遵循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利用能源、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的原则。
政府鼓励和支持燃气科学研究，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燃气利用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五条 对在燃气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或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六条 市、县（市）建设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燃气行业管理工作。
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燃气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燃气的日常管理工作。
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城 建监察机构对燃气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活动中违法行为进行的稽查工作。
市、县（市）计划、公安、规划、劳动、工商、经贸、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协助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作好燃气管理工作。
第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燃气的生产、经营、供应、安全管理和燃气设施的维护。
第二章 燃气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组织建设、规划、计划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燃气发展规划。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及燃气经营网点的布局必须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和消防安全要求，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规划、公安、建设等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十条 燃气工程建设资金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政府投资、社会集资、国内外贷款、发行债券等多种渠道筹集。
第十一条 燃气规划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应当同时规划燃气设施。燃气设施与道路工程同步建设的，应当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燃气规划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工程，应当安装使用管道燃气，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
管道燃气供气区域内的行政、事业、企业、团体等单位，由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限期逐步安装使用管道燃气。
建筑工程未按规定同时设计管道燃气的，或未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的，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图纸审批手续及其他相关手续。
市、县（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建设工程应符合国家《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和有关规定，对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应征得公安消防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二条 在设市城市建设液化石油气贮罐站，必须经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选址意见，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实施。
各县建设液化石油气贮罐站，必须经该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选址意见，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
第十三条 从事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安装的单位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建设单位不得将燃气工程委托给没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禁止无证或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安装任务。
第十四条 燃气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必须按照有关设计、施工技术标准、规范进行。
燃气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及时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验收申请及相关资料，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经批准的燃气工程的施工安装。
第三章 燃气设施和器具管理
第十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加强对燃气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确保燃气设施的正常运行。
管道燃气设施产权划分：居民用户以进户管“三通”为界，“三通”以内（不含“三通”）燃气设施的产权归用户所有，“三通”以外燃气设施的产权归燃气经营企业所有。其它用户以表前阀为界，表前阀以内（含表前阀）燃气设施的产权归用户所有，表前阀以外燃气设施的产权归燃气经营企业所有。
第十七条 燃气设施的拆、迁、改、装由燃气经营企业统一实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和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
因工程建设、施工等原因确需拆除、移动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报经市、县（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由燃气经营企业组织设计、施工，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燃气用户确需拆除、移动燃气设施的，应向燃气经营企业提出申请，由燃气经营企业组织设计、施工，所需费用由用户承担。
第十八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燃气设施安全距离范围内动用明火、挖沟取土及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堆放物品。
因工程建设需要在燃气设施安全距离范围内挖沟取土以及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堆放物品的，必须报经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接受燃气经营企业的施工监督。
第十九条 各类燃气设备、器具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和安全技术标准。
燃气用户的计量器具，按照国家有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燃气经营企业按期予以更换，所需费用由用户承担。
第二十条 燃气器具的生产实行产品生产许可或安全质量认证制度，燃气器具必须取得国家燃气用具产品许可证或安全质量认证后，方可生产。
燃气器具的销售实行准销证制度。在本市销售的燃气器具，必须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气源适配性检测，符合本市燃气使用要求，颁发准销证后方可销售。
取得准销证的产品，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列入《燃气器具销售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 燃气器具的生产、经营企业对销售的燃气器具应当提供售后服务，设立维修网点，公布维修地址、电话，并应在用户报修后24小时内进行维修。
第四章 燃气经营管理
第二十二条 管道燃气（ 含液化气区域管道供气）实行统一经营。
第二十三条 设立燃气经营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长期稳定、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
（二）有符合规范要求的贮存、输配、充装设施；
（三）有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
（四）有固定的符合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
（五）有健全的安全管理措施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六）有与供气规模相适应的抢险抢修人员、设备和交通通讯工具；
（七）法律、法规和国家资质标准规定的其它条件。
第二十四条 凡从事燃气经营业务的，必须按规定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领燃气企业资质证书，企业凭资质证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
燃气经营企业不得向无资质证书的燃气经营者提供气源。
第二十五条 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实行年审制度，未经年审或者年审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禁止伪造、涂改、出租、转让或者出卖燃气企业资质证书。
第二十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及分销站点需要变更、停业、歇业、分立或合并的，必须提前30日向原批准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燃气经营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或主要安全技术负责人，必须在变更后30日内，向原批准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保证燃气的热值和压力达到国家标准，保证正常供应和燃气质量。
燃气经营企业因施工、检修等原因需要停气、降压作业影响用户用气的，除紧急情况外，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用户。属突发事故的，应在处理事故的同时通知用户，并向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尽快恢复正常供气。
第二十八条 燃气价格应在供气成本加税费加合理利润的基础上，按照生活用气保本微利、生产经营用气合理计价的原则确定，逐步实行合理定价。
燃气价格的调整实行价格听证制度。
第二十九条 禁止盗用或转供燃气。
需要使用燃气的单位和个人，应向燃气经营企业提出开户申请，并办理有关手续。
燃气用户需要过户，变更名称、地址、燃气用途，增加燃气设施，扩大用气范围，以及停止使用燃气，必须到燃气经营企业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用户档案，与用户签订供气用气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第三十一条 燃气经营企业工作人员入户抄表、维修燃气设施和进行安全检查时应提前通知用户，入户时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明，并应使用文明、规范用语。
燃气经营企业可以委托居民用户所在单位或物业管理企业代抄气表和代收燃气费用。
第三十二条 燃气用户应积极协助燃气经营企业的施工、验收、抄表、检修等工作。
燃气用户应当爱护燃气设施，自觉遵守安全使用要求，正确使用燃气。
第三十三条 燃气计量器具应当经法定的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后，方可安装使用。管道燃气的用气量，应当以法定的计量检测机构依法认可的燃气计量器具的记录为准。
燃气经营企业对用户实行定期抄表，用户在接到气费收缴通知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足额缴纳气费。逾期未缴纳气费的，燃气经营企业可从逾期之日起每日对生产经营用户加收应缴气费1%的滞纳金，对其它用户加收应缴气费2‰的滞纳金。连续3个月不缴纳气费的用户，燃气经营企业有权中止供气。用户再申请用气时，必须缴清所欠气费和滞纳金。
因燃气计量器具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其它原因无法抄表计量的，按前3个月平均用气量计收气费。
第三十四条 燃气用户对注册燃气计量器具准确度有异议的，可向燃气经营企业申请校验。经过法定计量鉴定机构检定，误差超过规定的，检验费用由燃气经营企业支付，并退还用户差额气费；误差不超过规定的，检验费用由用户支付。
第三十五条 燃气用户有权就燃气经营的收费和服务向燃气经营企业查询，如有异议也可以向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行政部门、组织投诉。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行政部门、组织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15日内予以答复。
第五章 燃气安全管理
第三十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必须制定年度安全供气计划，建立安全检查、维修、事故抢修等制度，实行安全责任制。
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由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定期对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监督，督促其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第三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必须制定各类突发事故的抢修预案，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安全管理部门备案。
燃气经营企业应向社会公布抢修电话，设置专职抢修队伍，配备防护用品、车辆器材、通讯设备。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发现燃气事故或接到燃气事故报告时，应当立即组织抢修、抢险。其中发生燃气中毒、火灾、爆炸等重大事故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向建设、公安消防、安全管理及技术监督等部门报告。
除消防等紧急情况外，未经燃气经营企业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道上的公共阀门。
第三十八条 燃气户内设施实行报修制。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事故均应当采取应急措施并立即向燃气经营企业报告或向“110”报警。
第三十九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重要的燃气设施所在地段设置统一、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配备专职人员进行巡回检查。
严禁擅自移动、覆盖、涂改、拆除、毁坏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第四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制定燃气安全使用规则，宣传安全使用常识，指导用户安全使用燃气。
第四十一条 瓶装燃气用户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必须使用检验合格的钢瓶；
（二）不得使用任何手段加热和摔、砸、倒卧液化石油气钢瓶；
（三）严禁自行倒灌瓶内液化石油气，严禁自行倾倒、排放瓶内残液；
（四）不得自行拆修或者改换瓶阀、调压器、检验标记及瓶体漆色。
第四十二条 液化石油气灌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新瓶首次灌装前必须进行抽真空，在用气瓶灌装前必须按规定进行抽残液和瓶体检查，不符合规定的，不得灌装；
（二）气瓶灌装量应当与该瓶标志重量相符，其误差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充气后应当有记录；
（三）气瓶灌装后必须检查瓶体和角阀是否漏气，发现漏气的，不得提供给用户使用；
（四）严禁从槽车或贮罐上直接灌装气瓶。
第四十三条 管道燃气用户不得将有燃气管道、燃气器具的房间改作卧室、客厅、卫生间；不准拉胶管过墙穿屋用气。
使用燃气热水器的用户要保证热水器安装点的通风状况良好，防止发生中毒事故。
较大的用气单位应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在燃气经营企业的指导下，做好本单位的安全用气工作。
第四十四条 燃气用户应积极参加燃气人身财产保险，尽量避免因燃气事故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燃气经营企业应当积极配合用户搞好入保投保工作。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或者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表彰、奖励：
（一）认真执行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成绩显著的；
（二）在燃气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工作中成绩突出的；
（三）维护燃气设施、保护燃气设施安全有特殊贡献的；
（四）妥善处理重大事故，避免或挽回重大经济损失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委托的城建监察机构依据国家建设部《城市燃气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已经取得设计、施工资质证书，情节严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设计、施工资质证书：
（一）未取得设计、施工资质或者未按照资质等级承担燃气工程设计、施工任务的；
（二）未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设计、施工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未经年审或年审不合格继续从事燃气经营活动以及伪造、涂改、出租、转让、出卖燃气企业资质证书的，由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委托的城建监察机构依据《河南省燃气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给予警告，并处以2000元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委托的城建监察机构依据《河南省燃气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一）侵占、毁坏燃气设施的；
（二）向无燃气企业资质证书经营者提供气源的；
（三）气瓶灌装重量不符合规定或从槽车、贮罐上直接灌装气瓶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委托的城建监察机构依据国家建设部《城市燃气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燃气发展规划和未经批准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设置燃气经营网点的；
（二）燃气工程竣工后，未按规定进行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而投入使用的；
（三）建设单位未经批准，擅自改动燃气设施的；
（四）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
（五）燃气经营企业及分销站点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变更、停业、歇业、分立、合并或中止经营活动的；
（六）燃气计量器具不符合国家计量标准或未按规定期限进行校验的。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委托的城建监察机构依据国家建设部《城市燃气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停止销售，并可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一） 燃气气质和压力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二） 无故停止供气的；
（三） 燃气经营企业使用不合格钢瓶的；
（四） 未取得准销证，擅自销售燃气器具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委托的城建监察机构依据国家建设部《城市燃气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在燃气设施的地面和地下规定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堆放物品和挖坑取土等危害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
（二）无正当理由阻挠燃气工程施工安装的；
（三）擅自移动、覆盖、涂改、拆除、毁坏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
（四） 除消防等紧急情况外，未经燃气经营企业同意，擅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上公共阀门的。
第五十二条 燃气用户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受委托的城建监察机构依据国家建设部《城市燃气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对居民用户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其他用户处以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擅自接通管道使用燃气或者擅自改变燃气使用性质、变更地址名称的；
（二）盗用或转供燃气的；
（三）对液化石油气钢瓶进行加热的；
（四）擅自倒灌瓶装气和倾倒瓶内残液的；
（五）擅自改换钢瓶检验标记的；
（六）擅自拆卸、安装、改装燃气计量器具和燃气设施的。
第五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给用户造成较大损失或造成责任事故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罚款必须按国家和省罚款与收缴相分离的规定全额缴入国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私分或挪用。
第五十五条 对破坏、盗窃燃气设施，或者妨碍燃气管理人员和稽查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及其受委托的城建监察机构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依照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制定具体行政管理措施。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 2001年10 月 1 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在我国，由于诉讼构造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影响，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随着诉讼构造改革的推进、律师职业的商业化以及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问题必将浮出水面。从世界范围看，尽管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判例对辩护律师是否适用民事豁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不称职的辩护律师（包括指定辩护律师）课以民事责任则是大势所趋。在责任构成方面，辩护律师与民事代理律师应适用同样的构成要件。在赔偿范围方面，辩护律师不仅应对其失职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性赔偿，还应对其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如果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是故意或恶意实施的，被告人还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
从理论上讲，除非有正当理由，如果律师的失职行为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那么当事人有权获得赔偿，律师也有义务进行赔偿，这就是律师的民事责任制度。我国律师法第54条以立法的形式对律师的民事责任进行了确认。[1]理论界对律师的民事责任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司法实践中，也曾发生过当事人起诉律师并胜诉的案例。[2]但是，仔细分析理论界对律师民事责任的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发生的相关案例，我们就会发现，对于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以及辩护律师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赔偿范围等问题，理论界并未涉及，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相关的案例。那么，为什么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问题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呢？律师法第54条规定的律师民事责任，是仅适用于民事代理律师，还是既适用于民事代理律师也适用于辩护律师？如果辩护律师对其失职行为也需承担民事责任，在责任构成和赔偿范围方面，对辩护律师与民事代理律师应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在本文中，笔者拟对这些问题做一尝试性研究。
一 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处于休眠状态的原因
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诉讼构造与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
198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并没有涉及律师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直到1993年，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才第一次提出加紧建立律师责任赔偿制度。1996年《律师法》第49条在立法上明确了律师民事赔偿制度。长久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民事赔偿责任只适用于民事代理律师的失职行为。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至今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有关。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试行）》在诉讼模式方面沿袭了法院占主导地位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这种诉讼模式下，法官包揽证据的收集与调查，律师的作用非常有限。即便律师不称职，其对当事人的损害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建立律师民事责任制度的需求并不高。[3]但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改革，民事诉讼由职权主义诉讼彻底改造成了对抗式诉讼。在对抗式民事诉讼模式下，证据的收集、提交以及法庭调查由律师进行，律师的行为对案件的结果有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建立律师民事责任制度以督促律师积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1993年司法部才提出建立律师民事责任制度，1996年的《律师法》才正式确立律师民事责任制度。
与民事诉讼模式改革相比，刑事诉讼模式改革则相对滞后。1979年《刑事诉讼法》在诉讼模式方面沿用的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警察、检察官有义务调查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实和证据，法官也有义务维护被告人的利益，而且他们是被告人利益的主要维护者。在维护被告人的利益方面，辩护律师仅处于辅佐者的地位，他的工作主要是监督检察官、法官履行职责。只有在检察官、法官失职时，辩护律师才发挥作用。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如果法官与检察官尽职尽责，即便辩护律师缺位或者不称职，也不会影响被告人权益的实现。只有辩护律师与法官、检察官、警察共同失职，才会对被告人的权利造成侵害。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无论是冤假错案或量刑畸重，法官永远承担主要责任，辩护律师充其量承担次要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在大陆法系国家，错判由国家进行赔偿。辩护律师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风险相对较低。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则将刑事诉讼模式塑造成了混合式诉讼模式。在这种混合式诉讼模式下，虽然辩护律师作用的发挥仍受各种限制，但是，辩护律师发挥作用的空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对判决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对抗式改革的不断推进，要求辩护律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国家赔偿与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
辩护律师的民事责任问题处于休眠状态，还与国家赔偿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7条、21条的规定，除了符合不予赔偿的情形，即使是由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造成的冤假错案，被告人也可以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国家赔偿。这就意味着，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造成的冤假错案是由国家买单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没有必要再要求辩护律师承担民事责任。但是，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国家赔偿的范围仅限于无辜者被定罪的情形，辩护律师的不称职造成的刑罚过重，并不能获得国家赔偿。[4]因此，国家赔偿对被告人的补偿是十分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刑事诉讼中职权主义的色彩逐渐减退，再让国家对所有的错案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也不再具有正当性。在对抗式诉讼中，由于诉讼角色的限制，检察官和法官已不可能对维护被告的利益承担主要责任，维护被告利益的重担已转移到辩护律师身上。在对抗式诉讼中，只有国家的不当行为造成了无辜者被定罪，被告人才能申请国家赔偿。[5]对于仅仅因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造成的冤假错案和量刑畸重，应由辩护律师承担主要责任。
二 对辩护律师是否适用民事豁免
有的国家，如德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国规定，辩护律师对其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害应承担民事责任。[6]有的国家如澳大利亚[7]和英国的苏格兰[8]等地区却赋予了辩护律师民事责任豁免权。为什么有的国家（尤其是实行对抗式诉讼的国家）对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实行民事豁免呢？
（一）对辩护律师实行民事豁免的理由
各国支持对辩护律师实行民事豁免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是基于本国特定的制度设计和历史文化传统，有些则是共通的。支持对辩护律师实行民事豁免的共通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课以民事责任，会引发大量琐碎的、没有根据的甚至是报复性的民事失职诉讼，这不仅会增加法院的工作负担，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在Arthur J. S. Hall案中，英国上院的赫顿（Hutton）法官直言不讳地指出：“经验表明，令人厌恶者、非理性者以及名声不佳者更容易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相较于普通人，这些人更容易对律师提起骚扰性的民事诉讼。因此，相较于民事代理律师，辩护律师更容易受到失职诉讼的纠缠。相应地，辩护律师更需要民事豁免的庇护。”霍夫曼（Hoffmann）法官也认为，“正在坐牢的刑事被告人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对审判做各种没有根据的事后猜测，并根据这些猜测起诉辩护律师。”[9]美国有的学者也指出，“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通常不了解诉讼程序和辩护技能，只要对诉讼结果不满，他们就会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如果不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很容易导致不满的被告人基于各种错误的想象对辩护律师提起失职诉讼。如此一来，辩护律师不得不应付各种琐碎的、没有根据的诉讼。[10]
第二，对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课以民事责任，会导致辩护律师为了自保而损害被告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允许被告人对辩护律师提起民事失职诉讼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陷入琐碎的、无价值的甚至是报复性的民事诉讼，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辩护律师很自然地会采取以下三项自我保护措施：一是为了规避风险，部分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会退出刑事辩护市场，这不仅会导致更多的被告人无人代理，而且还会因辩护律师的供需严重失衡而推动辩护律师收费的提高。同时，即便有些律师依旧从事刑事辩护，也会通过提高诉讼费的方式转嫁民事责任，这会进一步导致更多的被告人聘请不起律师。二是为了避免事后陷人民事失职诉讼，辩护律师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防御性的策略，这会抑制辩护律师自由行使裁量权，进而损及被告人、辩护律师乃至司法利益。在Rondel v. Worsley案中，英国上院的皮尔斯（Pearce）法官指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存在一些看上去对被告人重要但对决定案件没有任何帮助的、不相关的或者次要的问题。法官不得不仰仗熟悉案件的辩护律师将这些不相关的问题提早过滤掉。辩护律师的这种过滤功能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一方面，将辩点限定于核心问题，既有利于辩护律师集中精力，也有利于法官做出决定；另一方面，这也大大节省了时间和成本。”[11]澳大利亚学者也指出：“在现代，社会鼓励辩护律师有选择的、高效的辩护，将辩护集中到特定问题上。如果允许被告人对辩护律师提起失职诉讼，会导致律师因过度关注避免失职诉讼而不敢独立判断。”[12]那么辩护律师在履行过滤功能时就会非常谨慎。为了避免潜在的民事失职诉讼，辩护律师不得不在庭审中引人大量不相关的证人或者提出一些没有必要提出的问题。这不仅会淹没核心辩点，也会导致诉讼迟延。三是为了预防和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民事失职诉讼，辩护律师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建立完备的记录，这会占用辩护律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3]对于被告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诉讼费用的增加或者享受的有价值服务的减少。
第三，在赋予法官、检察官民事豁免的情况下，仅仅对辩护律师课以民事责任，对辩护律师和被告人是不公平的。在美国，有学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虽然角色不同，但却共同致力于实现正义。既然法官、检察官、证人等都可以享有民事赔偿豁免权，那么辩护律师也应享有。[14]在Arthur J. S. Hall案中，伍德波罗（Woodborough）法官也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履行的是公共职能。如果允许对履行公共职能的辩护律师提起民事失职诉讼，那么他将是刑事诉讼的所有参与者中唯一可以被追究民事责任的参与者，这对辩护律师是不公平的。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审判不公如果是由律师造成的，被告人可以获得赔偿，如果是其他主体造成的，他将不能获得民事赔偿。如此以来，被告人能否获得赔偿犹如抓彩票，这会造成被告人之间的不平等。”[15]
第四，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可以避免重复诉讼和对判决的间接攻击。[16]有观点认为，允许被告人对辩护律师提起民事失职诉讼，很容易产生三种不利后果：一是如果被告人在民事失职诉讼中获胜，那么人们就会对刑事判决的正当性产生怀疑，这会损害人们对司法制度的信任。二是允许对辩护律师提起民事失职诉讼，是在允许被告人对刑事法院的判决进行间接攻击，这不仅会损害司法的权威，而且也与上诉法院是纠正错误的最好场所的理念相背离。三是允许被告人对辩护律师提起民事失职诉讼，会导致被告人通过上诉纠正不公正的审判更加困难。这是因为，允许民事失职诉讼，会阻止辩护律师在上诉程序中协助被告人纠正不公正的审判，这不仅对被告人不利，同时也会损害正义的实现。[17]
第五，对于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可能带来的辩护律师不尽责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进行救济。[18]对辩护律师不称职行为的救济方式是多样的。[19]比如，如果辩护律师的行为构成无效辩护，被告人可以通过上诉进行救济。如果辩护律师的行为违反了职业行为准则，被告人可以向职业惩戒机构举报，由职业惩戒机构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惩戒。如果辩护律师的行为涉嫌犯罪，可以追究辩护律师的刑事责任。这些救济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可能带来的不尽责问题。[20]
（二）对辩护律师民事豁免理由的质疑
从程序法的角度来说，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意味着剥夺了被告人接近法院的权利。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意味着剥夺了被告人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在现代社会，对失职行为的豁免，必须是合理的、正当的，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那么，对辩护律师实行民事赔偿豁免的理由是否合理、正当呢？
1．对辩护律师课以民事责任会打开诉讼的闸门吗？
首先，从经验事实来看，对辩护律师课以民事责任的国家（如加拿大）并未出现针对辩护律师的大量琐碎的、侵扰性的甚至是报复性的诉讼。其次，认为不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会打开诉讼的闸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假定之上—诉讼是没有任何成本的，且容易进行。然而，经验表明，被告人起诉律师不仅是有成本的，而且也难以进行。在司法实践中，仅靠一己之力，被告人几乎不可能对辩护律师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这不仅因为他缺少法律知识，且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21]，更重要的是，他已丧失了对辩护律师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能力。被告人起诉的是专业律师，他必须聘请律师对前辩护律师进行起诉，这需要金钱支持。贫穷的被告人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即便被告人有足够的金钱支付聘请新律师的费用，他也需要对提起民事诉讼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22]再次，对提起民事失职诉讼的要件进行科学设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大量没有根据的民事失职诉讼。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惧怕微量的侵扰性诉讼而牺牲绝大多数被告人的利益。
2．对辩护律师课以民事责任会引发寒颤效应吗？
没有证据表明，让辩护律师承担民事责任，会严重影响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数量。律师从事或者不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赔偿豁免权，未必会吸引更多的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对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课以民事责任，也未必会导致辩护律师数量的减少。事实上，如果对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课以民事责任能减少不称职的辩护律师，这反而是一件好事。毕竟，我们不仅应关注被告人是否可以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更应关注辩护律师为被告人提供的刑事辩护质量。[23]
另外，对辩护律师提起民事失职诉讼，不是限制辩护律师的自由裁量权，而是制裁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在民事失职诉讼中，辩护律师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是不会被认定为失职行为的。事实上，其他职业（如医生）领域内的经验也表明，允许民事失职诉讼不会不当地限制职业者的自由裁量权。因此，那种认为要求辩护律师承担民事责任会不当抑制辩护律师的自由裁量权，并进一步损及辩护律师、法院、被告人利益的认知也是值得商榷的。
3．司法豁免适用于辩护律师吗？
在司法领域，为了实现特定目的，确实建立了一系列的豁免制度，分为司法豁免、准司法豁免和言论豁免。[24]三类豁免的目的、适用的主体以及豁免的程度各不相同。司法豁免适用于解决争议的公共官员（如法官）和私人（如仲裁者）。对争议的裁决者实行豁免，目的在于确保裁决者独立地、毫无顾忌地行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各国对司法豁免一般实行绝对豁免。也就是说，即便裁决者恶意或故意行事，也不得对其提起民事诉讼。准司法豁免，一般适用于从事官方行为的公共官员，目的在于确保政府有效运转。[25]对检察官的豁免就是准司法豁免。各国对准司法豁免一般实行有条件的豁免。也就是说，只有善意的行为才可以豁免。言论豁免适用于所有庭审的参与者（包括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目的在于鼓励诉讼程序的参与者自由发言，以确保法院有完全的信息决定案件。[26]各国对言论豁免一般实行绝对豁免。
具体到刑事司法来说，赋予法官和检察官民事豁免权，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法官和检察官所处的公共服务地位，要求他们必须积极、有效地履行义务。允许对他们履行义务的行为提起失职诉讼，会抑制他们的工作热情，分散他们的精力，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27]二是法官和检察官履行职责的影响范围广。在Ferri v. Ackerman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斯蒂文大法官指出：“检察官和法院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履行职责时，他们会对很大范围的人造成不利影响。受不利影响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诉讼源。为了确保这些官员无畏地、公正地处理公共事务，有必要赋予他们豁免权。”[28]
根据民事豁免的原理，对辩护律师实行民事豁免显然不具有正当性。这是因为：首先，赋予辩护律师民事失职豁免，不仅不能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反而会损害公共利益。建立辩护制度的目的在于实现公共利益。与其他主体不同，辩护律师是通过积极、称职地为被告人辩护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的。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对辩护律师失职行为的有效监督方式。对于贫穷者来说，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几乎等于剥夺了他督促辩护律师积极辩护的唯一手段。其次，相较于法官、检察官等公共官员，辩护律师行为的影响范围只有被告一方，这就决定了辩护律师受琐碎的、侵扰性的民事失职诉讼的量要小的多。加之，被告人对辩护律师提起的民事失职诉讼受到很多限制，辩护律师受到无根据的、侵扰性的民事失职诉讼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4．对辩护律师课以民事责任会导致重复诉讼和对判决的间接攻击吗？
允许被告人对辩护律师提起民事失职诉讼是在变相鼓励被告人进行重复诉讼或者对判决进行间接攻击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定罪后的救济程序，争议的焦点是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是否对判决的公正性造成了影响，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是否需要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民事失职诉讼争议的焦点是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是否对被告人造成的损害及损害的大小，它要解决的是赔偿问题。因此，允许被告人对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提起民事失职诉讼不是对生效判决的重复诉讼，也不是对生效判决的间接攻击。虽然确保诉讼的终局性是必要的，但是维护判决的终局性并不是决定性的。况且，即便救济程序对辩护律师行为的认定与民事失职诉讼对辩护律师行为的认定不一致，也并不能说，两者的不同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因为，两者适用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同一行为做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
5．其他制裁措施有效吗？
关于其他制裁方式可以预防辩护律师不称职行为的主张是值得商榷的。相较于其他制裁方式，民事制裁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优势。民事赔偿既可以补偿被告人所受的损害，又可以对辩护律师进行威慑。其他制裁方式根本不能代替民事赔偿对被告人的救济。对被告人来说，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只是对其本应享有的权利的补救，他无法从中获得任何额外补偿。同样，职业惩戒的目的在于对辩护律师本人进行惩罚，并对其他律师进行威慑，受到无效辩护侵害的被告人充其量只能从中获得些许的精神慰藉。刑事制裁则仅适用于非常严重的故意行为。对于被告人来说，只有民事赔偿，才是对其所受损害的真正补偿。
事实上，对辩护律师课以民事责任不仅不会导致上述不利后果，而且还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在律师业务越来越商业化、民众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以及几乎所有的职业者都要因失职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下，仅仅赋予律师民事赔偿豁免权，不仅会被指责为司法界在搞“自我保护”，[29]而且也会侵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信任。[30]说到底，是否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涉及两种相互冲突利益的平衡。一方面是被告人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是司法利益的维护。[31]在人权保障呼声高涨的今天，片面牺牲被告人利益的做法很难获得各界的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实行辩护律师民事豁免的国家或地区也正在放弃对辩护律师实行民事豁免的做法。
三 对指定辩护是否适用民事豁免
在是否赋予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问题上，还存在着另一种争论—对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是否需区别对待。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应一视同仁，要么一同享有民事豁免权，要么一同承担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应区别对待，对委托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课以民事责任，对指定辩护律师则实行民事豁免。[32]那么，对指定辩护律师赋予民事豁免权的理由是否合理呢？
（一）对指定辩护适用民事豁免的理由
支持对指定辩护适用民事豁免的理由主要有二：
首先，指定辩护律师在工作方式上更类似于检察官，检察官享有民事豁免权，指定辩护律师也应享有。这一观点认为，在工作方式上，指定辩护律师更类似于检察官。比如，两者都不能挑选案件，两者都履行公共职责。在指定辩护的情况下，对于法院的指定，如无正当理由辩护律师是不能拒绝的，而且指定辩护的费用一般都很少。在委托辩护的情况下，律师则可以挑选被告人，而且收费也是合理的。两者的不同决定了对于与检察官工作方式类似的指定辩护律师也应赋予民事豁免权。
其次，指定辩护律师更容易引发被告人的不满，相应地，也更容易受到琐碎的、无根据甚至报复性民事失职诉讼的侵扰。在委托辩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是由被告人选任的，辩护律师也可以拒绝被告人的选任。这种双向选择关系决定了，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信任基础。由于存在着信任关系，即便被告人对辩护律师的行为不理解或者存在误解，他也会善意地理解律师的行为，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被告人将对辩护律师的误解转化为不满的概率。更为重要的是，在委托辩护的情况下，律师费是由被告人支付的，被告人对律师的任何要求都受制于经济支出的考虑。在委托辩护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本因素对被告不合理要求的过滤作用，共同决定了被告人对辩护律师的不满要少的多。与委托辩护不同，在指定辩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不是由被告人选任的，而且被指定的辩护律师也不能拒绝受理案件。更为重要的是，在指定辩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的费用是由国家支付的，而且费用普遍比较低，这就决定了，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很难建立。由于缺乏信任关系，对于辩护律师的行为，被告人未必能做善意的解读。因此，在指定辩护的情况下，被告人对辩护律师行为的误解更容易演变为不满。另外，在指定辩护的情况下，被告人无需支付律师费用，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向辩护律师提各种要求。一旦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被告人就会对辩护律师不满。[33]正因如此，相较于委托辩护律师，指定辩护律师更需要民事豁免的庇护。
总之，支持对指定辩护律师实行民事豁免的观点认为，对指定辩护律师课以民事责任，会为贫穷者对辩护律师提起不当的、琐碎的民事赔偿诉讼打开闸门。应付这些不当的、琐碎的民事赔偿诉讼，不仅会分散指定辩护律师的精力，而且也会阻止其他律师加入指定辩护的队伍，这会使得本已步履维艰的指定辩护更难以运转。相反，赋予指定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则可以保护指定辩护律师免于不当的、琐碎的民事失职诉讼，这可以使他节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以代理更多的贫困者，也有利于鼓励其他律师积极加入指定辩护的队伍。[34]
（二）对指定辩护适用民事豁免理由的质疑
首先，无论是委托辩护律师还是指定辩护律师，都有义务为被告人积极辩护。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的主要区别是付费主体不同。对指定辩护律师实行民事豁免，无异于在公开宣称：贫穷者有权获得律师，但是律师可以对被告人不负责。这与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在Ferri v. Ackerman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史蒂文斯大法官指出：“相比较而言，指定律师的职责与委托律师的职责更为接近。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被告人的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大众。惧怕不成功的辩护引致失职诉讼与保护被告人的职责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民事失职诉讼有助于鞭笞指定辩护律师积极履行对被告人的保护职责。”[35]他更进一步指出，“政府对指定辩护律师进行补偿，目的在于尽量减少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的差距，让他们承担同样的职业责任，并受同样的控制。事实上，无数的个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接受了政府提供的资金，法律并未剥夺他们起诉的权利。[36]因此，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支付费用就剥夺他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也不能因为指定辩护费用是由国家支付的而禁止被告人提起诉讼。
其次，对委托辩护律师课以民事责任，而对指定辩护律师赋予民事豁免权，会造成富裕者与贫穷者之间的不平等。仅仅因为贫穷者支付不起律师费，就剥夺其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与平等司法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这无异于在公开宣称：一个人享有权利的多少取决于他拥有财富的多寡。
再次，赋予指定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剥夺的不仅仅是贫穷者获得赔偿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他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这是赋予指定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的最大弊端。这是因为，赋予指定辩护律师民事豁免权，等于降低了指定辩护律师的注意义务，这会导致贫穷者享受的辩护质量下降。贫穷者无法利用经济因素刺激律师积极辩护，也不能随意解聘律师。[37]失职诉讼是他所能掌控的督促辩护律师积极辩护唯一手段。因此，对指定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课以民事责任更具现实意义。
关于是否应赋予指定辩护律师民事豁免的争论，其实质是指定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之争。尽管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在工作方式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指定辩护还是委托辩护，辩护律师都是在为被告人的利益进行辩护。两者的同质性决定了，对两者应一视同仁。既然委托辩护律师应承担民事责任，指定辩护律师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对于指定辩护律师更容易受被告人民事失职诉讼侵扰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指定辩护制度来解决。
四 辩护律师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既然辩护律师与民事代理律师一样，应对其失职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辩护律师与民事代理律师的民事责任在构成要件上应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有观点认为，辩护律师、民事代理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员的失职行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在责任构成上应统一适用四要件理论。也就是说，只有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辩护律师才需对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一是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负有一定的义务；二是辩护律师违反了对被告人负有的义务；三是损害后果；四是辩护律师的失职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近因关系。[3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辩护律师的民事失职责任与民事代理律师的失职责任应区别对待。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除了满足四要件外，要求辩护律师承担民事失职责任还应满足一系列的额外要件，比如被告人必须获得定罪后救济、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事实上无罪等。[39]这些分歧提出了以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