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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实施以来，政府机关在宣传教育、推进贯彻执行方面做了不懈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的民主法律意识进一步增强，村民自治水平进一步提高，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快。
成果一：村民自治的法制理念进一步提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实施以来，政府机关把贯彻这部法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农村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大事认真谋划落实。各乡镇街利用广播、画廊及以会代训，开展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的培训等方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强了村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提升了 这部法律的关注率、知晓率，村民自治的法制理念得以树立和形成，依法治村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
成果二：村民自治的法律意识进一步提升。一是村民参与民主选举的积极性高涨。由于广泛宣传，重点包保，依法选举，指导到位，全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二是发扬民主，真正实现公开、公正、公平竞争。这次换届选举群众热情高涨，竞争激烈，参选率高。民主选举形成共识，依法治村深入人心，民主进程深入推进，民主意识明显增强。 三是村民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自治意识不断提高。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参与村务决策和管理，通过村务公开参与村务监督，积极推进了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的村民自治，村委会成为带领村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领头雁。
成果三：村委会的自治能力进一步增强。一是充分发扬民主。村委会在涉及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决策上，注重决策的民主性，在村民代表会议之前，召集户代表会，介绍情况，征求意见，运用听证来增强决策的民主性，使村民代表会议成为落实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二是主动接受监督。各村成立村务监督小组，统一设立村务公开栏，包括计划生育、房屋修建、宅基地、农村低保报批，各种涉农补贴、救灾物质发放、村级各种经费的收支、节余情况等，自觉接受村民监督，以村务公开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制度得到认真执行。三是规范村务管理。从建章立制入手，完善工作制度，各村民委会均成立了理财小组和监督小组，改变了财务管理混乱状态。村委会均制定了《村民公约》、《村民委员会工作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实现了村级档案规范化管理。
成果四：村民自治的工作成果进一步彰显。一是通过开展“村务公开示范村”活动，使村务公开、村级事务管理、村财管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二是强化了村级组织和阵地建设。以换届选举为契机，健全村民自治体系，完善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等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围绕“加快民主自治进程”、“如何开展农村服务”和“村委会干部能力建设问题”，对新当选的村干部进行岗位培训，提高了政治思想素质、政策理论水平和驾驭农村工作的实际能力。三是结合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克服困难，筹集资金，建设标准化办公场所、文化活动广场和图书阅览室，强化了阵地建设， 夯实了执政基础。
尽管取得上述显著成果，但是，实践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村民自治工作发展不平衡，个别村“两委”工作缺乏合力，民主管理规章制度不够完善，村务监督小组运作不够规范。
二是部分村缺乏集体经济实力，无力推进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发展，难以为村民提供良好的服务，村民自治缺乏凝聚力。加之办公经费不足，日常工作运转困难，村财薄弱制约了村民自治工作的开展 。
三是少数村民自治意识不强，只要权力不尽义务，外出打工和经商者增多，个别村民委员会一事一议难以进行。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现“村民自治”，提出对策如下：
对策一：强化宣传、理念先行，提高村民自治重要意义的认识。
要结合“六五”普法的启动，认真开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学习活动。首先，抓好宣传发动，普及学习。要明确学习宣传这部法律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的需要；是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进村民自治的需要；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抓好活动开展，推动学习。要精心谋划，设计载体，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使法条的各项规定变成农民群众的主动要求和自觉行动，推动村民自治工作更加深入开展。
对策二：发展经济、服务民生，增强村民自治的物质基础。
要充分认识发展农村经济是贯彻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强村委会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建设新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要深刻理解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服务民生是村两委中心工作这一硬道理，围绕“发展”和“民生”两大主题，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解民之事所忧，以“五项攻坚”为载体，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特色产业发展。要强化村委会服务功能，增强村民自治的吸引力、凝聚力，加强对薄弱落后村的扶持力度，指导村委会搞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不断探索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新途径，为村民自治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对策三：发扬民主、依法治村，搞好村级民主制度建设。
要强化民主选举，切实把威信高、能力强的村民选拨到村干部岗位，积极探索村干部民主评议、任期、离任审计制度，确保民主监督落到实处。要强化民主决策，健全村务民主决策制度，规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发扬民主，科学决策，依法办事。要强化民主管理，建立以村务公开为内容的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和补充村务公开办法，建立村务监督机制，抓好民主理财，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依法治村。要强化民主监督，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对群众关心的热点及重大问题在村务公开栏公布，便于群众监督。要总结推广发扬民主、依法治村的好经验、好做法，增进村务公开的实效性。
对策四：加强指导、提供保障，提高村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
要加大村委会组成人员和村民代表的教育培训，使之系统、深入地理解村民自治的内涵和意义，掌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法，明确职责任务和权利义务，牢固树立起爱岗敬业，扎实工作，服务群众的奉献精神，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要认真研究“三农”问题，区分情况分类指导，帮助村委会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为村民自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要大力开展村民自治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针对不同乡镇、村屯经济滞后的实际，采取相应措施，解决村委会办公经费不足问题，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办公条件，强化阵地建设，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努力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





集团诉讼肇端于英国，植根于19世纪英国的衡平法。早期的英国衡平法法院为避免复诉讼，要求在就一项争执的标的进行诉讼时，把所有与该争执的诉讼标的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强制合并起来作为该案的共同当事人。不过当时的衡平法院是“对人”行使管辖权，因此在财产或身份诉讼中必须指出将受判决拘束的所有人的姓名。而且衡平法院不能作出损害赔偿判决，只能作为宣告判决或禁令那样的司法救济，这些救济往往可以产生普遍的效力。　　

　　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的多数人诉讼制度有了新的起色，当时，在英国产生一种代表诉讼，可以认为这种代表诉讼就是今天集团诉讼的前身。这种诉讼的特点是，可以用一个判决约束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避免了重复诉讼。另外，代表诉讼允许其中一人或数人代表共同利益的其他人提起诉讼，而且被代表的其他人可以在诉讼中不加以明确，代表人进行诉讼后，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对所有被代表的人和代表均有约束力。改革诉讼制度的人们试图以这种方式－－通过具有共同利害关系这种共同性，并由代表人统一表达共同利害关系人的意志－－来对付多数人诉在诉讼上的复杂性。1873年至1875年，英国司法改革后，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合为一体，使衡平法所承认的代表诉讼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英国1873年的《诉讼规则》第10条允许当事人代表另一人进行诉讼，其条件是他们之间就诉讼有相同的利害关系。但20世纪初的英国判决例仍反对将代表诉讼扩大损害赔偿领域。　

　　美国法律体系与英国法律体系的血缘联系，使美国法自然按照英国法的模样塑造了自己，不仅实体法是如此，程序法也是这样。美国很自然地继承了英国法中的代表诉讼。美国最早推行英国衡平法代表诉讼的法律文件是1848年纽约州的《菲尔德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规定，在多数人有共同或普通利益的情况下，允许进行代表诉讼。进入本世纪20年代后，美国又制定了包含有处理多数人诉讼规则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1938年)，该规则规定，关于集团诉讼所作的判决，对于普通法上的救济和衡平法救济都具有约束力，打破了集团诉讼只适用衡平救济的传统。1938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详细地指出哪些案件适宜使用集团诉讼制度。该规则关于集团诉讼的立法宗旨试图鼓励人们更多地利用集团诉讼，不论是普通法上的救济，还是衡平法上的救济都可以使用集团诉讼。

　　1966年美国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修改，主要是补充了第23条(一)和(二)即“集团诉讼的要件”和进行集团诉讼的可能性，使集团诉讼程序更加具体化，也更加适用。此外，在第23条(三)、(四)、(五)中更加详尽地规定了集团成员诉讼程序上的保障措施。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一)中对集团诉讼的要件规定为：(1)人数众多，当事人实际上不可能全部到庭参加诉讼；(2)利益是共同的，即所在集团成员在诉讼中存在着共同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3)请求或抗辩是同种类的，即代表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与集团其他成员的请求或抗辩属于同一类型；(4)代表人合格，即代表人应能公正地、充分地代表和维护集团所有成员的利益。1966年对集团诉讼修改的目的，还在于明确下列问题：(1)某一群人在利益上是否存在着共同性；(2)判决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是否约束力；(3)是否有必要把已经开始的诉讼以及它的进展的结果通知利害关系人。

　　1966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扩充了法院诉讼中的权限，改变了过去那种法院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纯粹是“旁观者”的做法，在集团诉讼中，美国联邦法院获得了更多的权限，以便积极干预整个诉讼过程。这些控制和干预体现在：(1)法官对于是否构成集团诉讼有裁定权；(2)不经法院批准，在通知集团全体成员计划采取的终止诉讼或和解以前，不得终止或通过和解协议结束诉讼；(3)法院对诉讼代表的更换和集团成员的退出有审查批准的权限；(4)法院有权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发出各种命令，以保证最合理地进行诉讼；(5)法院有权裁定是否需要把诉讼中的重要事件通知某些或全体利害关系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