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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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1999年）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的决定
颁布单位: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19991005
实施时间:19991005
内容分类:计划生育管理
题注:（1999年5月28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9年7月30日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正文:
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 第四条修改为:“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必须坚持与发展经济、勤劳致富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和经济措施。”
二、 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按国家规定将计划生育事业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按时足额划拨给同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并随着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同步增长。乡、镇统筹经费必须按规定的比例保证用于计划生育工作。街道办事处、农场和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也应安排必要的经费，保证计划生育工作正常进行。”
三、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责任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配备计划生育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本系统、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保证完成人口生育计划，接受所在地乡、镇、街、场计划生育管理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村（居）民委员会应确定人员管理计划生育工作。市、区、乡、填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安排资金，对村（居）民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给予适当补贴。”
四、 第三十五条修改为: “未经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已婚育龄妇女取出宫内节育器;不得施行复孕吻合术;不得使用未经鉴定认可的节育技术和方法。”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孕妇鉴定胎儿性别或选择性终止妊娠。因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或选择性终止妊娠的，须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市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
五、 第三十七条增加两款，分别作为第二款、第三款: “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和乡、镇、街、场专职从事计划生育工作15年以上、工作成绩突出且在该岗位退休的人员，经市人事部门会同市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认定，退休时由所在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 “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可参照前款规定，对专职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给予奖励。”
六、 第三十八条修改为: “对晚婚、晚育的职工，除执行国家规定外，分别增加15日婚、产假;对晚育的女职工配偶，给予10日看护假。增加的假期视同全勤，工资资金照发。对晚婚、晚育的村民，分别免去1年内应承担的农村义务工;对晚婚、晚育的个体工商户，分别免收1个月的工商管理费。”
七、 第四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以下各条顺延）: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或者选择性终止妊娠的，对医疗单位直接责任人处以4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直接责任人执业资格，对所在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并追究单位有关负责人责任。” “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或者选择性终止妊娠的当事人，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八、 第四十五条第（三）项修改为: “非法为他人取出宫内节育器的”。
九、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 “计划外生育费由所在地的乡、镇、街、场作出决定并组织征收。” 在第一款后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违反木办法规定应予行政处罚的，由区以上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十、 第四十七条修改为: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应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60日内作出决定。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或者行政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超过行政复议期限未作答复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部分条款的文字修改： （一）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中的“暂住人口”均修改为“流动人口”;第五章章名“暂住育龄人口”修改为“育龄流动人口”。 （二）第二十五条中的“育龄人口”修改为“成年流动人口”;在“签订《计划生育合同》”前增加“其中，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还应”;将“领取计划生育证明”一句删去。 （三）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的“计划生育证明”均修改为“婚育证明”。 （四）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的“暂住人口”均修改为“已婚育龄流动人口”。 （五）第二十九条中的“计划外生育又未交清罚款和未落实节育措施的，不得发给计划生育证明”一句删去。 （六）第八章章名“处罚”修改为“法律责任”。 （七）第四十一条中的“处罚”均修改为“处理”。 （八）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中的“处以”、“处”均修改为“征收”;“罚款”均修改为“计划外生育费”。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国办函[2011]133号
中国人民银行：
你行《关于任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请示》（银发[2011]273号）收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现就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通知如下：
同意郭树清、项俊波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明康、吴定富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浅析美国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1级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 宋 蕾
精神损害赔偿是由于精神权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对加害人的一种民事制裁措施。精神权益是指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所获取的体现在人格、身体方面的精神利益。在民事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中，主体的精神权益通常体现在其姓名、隐私、身体及言行自由诸方面，是主体人格、身份利益在法律上的表现，而且在民法意义上的精神权益具有受法律永久性保护的特点，如姓名、名誉、肖像、荣誉等人格利益并不随着主体的消失而消失。精神损害赔偿原则是适用经济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进行精神损失赔偿对受害者具有抚慰、补偿作用，对侵害者具有惩罚教育作用。当公民或法人的精神权益受到侵害，造成精神上的损失，对实施侵害行为的行为人给予财产上的制裁，可达到用其他法律手段不能达到的目的，特别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精神赔偿更具有特殊意义。
一． 美国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通法并没有接受单独就精神痛苦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精神损害通常被认为是像人身侵害这样的侵权行为的附属物，没有必要看成是单独的诉因。而法院也不应该对仅仅是精神上遭受痛苦的受害人提供救济。但是如果被告的行为极其残暴，以至于对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造成严重的精神上的伤害，那么就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上述侵害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行为必须得到制止。因此，在大量类似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许多法院（包括侵权法重述）都逐渐的承认并接受精神损害可以作为独立的诉因。
20世纪40年代，美国法律学会明确承认心理痛苦赔偿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美国的侵权行为法中，导致心理痛苦（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分为两种，一种是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另一种是过失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Negligent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上的痛苦都应该得到补偿：“精神痛苦是且仅是‘人的状态的一部分。（Fuentes v. Perez (1977) 66 Cal.App.3d 163, 169.）任何人当他的财产或金钱受到损失，或者是应当到手的预期收入忽然没有了的时候，都会造成精神上的不快，这是很正常的。 `完全的心理上的宁静，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不可能的…`”（Not all mental anguish is compensable: '[E] Motional distress is but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Fuentes v. Perez (1977) 66 Cal.App.3d 163, 169. Loss by anyone of property or money, and certainly loss of expected wages, will normally produce mental anguish. 'Complete emotional tranquility is seldom attainable in this world . . .' (6 Cal.App.4th at 801.) ）
根据美国法律学会编辑的《法律重述·侵权行为法》第46节的规定，行为人对其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的行为承担责任。构成精神损害的要件是：第一，行为人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第二，伤害是故意的；第三，实际发生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什么是严重的精神痛苦呢？在Davis v. Gage 一案的判决中，爱达荷州上诉法院认为严重的精神痛苦是指已经被“身体上的伤害”证明，或者有证据表明“原告的日常行为已经因此收到妨碍…或者是他/她的精神上遭受难以承受的打击。。。”（106 Idaho 735, 741, 682 P.2d 1282,1288 (Ct. App. 1984). ）
为了获得侵权法上的赔偿，原告必须证明：
1． 被告的行为是故意的或者是不记后果的
2． 被告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
3． 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精神痛苦，并且
4． 该痛苦 “十分严重，以至于达到任何合理的人都无法承受的程度。”
（Herrera v. Conner, 111 Idaho 1012, 1023, 729 P.2d 1075, 1086 (Ct. App. 1986) (quoting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46, comment j (1965)). See also 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Hatfield v. Max Rouse & Sons Northwest, 100 Idaho 840, 606 P.2d 944 (1980). ）
对于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必须同时有身体上的伤害（physical injury）发生，美国判例法有详细的规定。尽管说被告的行为同时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的证据与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很明显的是身体受到伤害的证据或者是表现并不是主张故意精神损害赔偿所必需的。（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然而在过失精神损害的案件当中，原告必须表明他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伴随着身体上的伤害。也就是说在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领域里，没有“纯粹”的精神痛苦的赔偿，或者说如果没有身体上的伤害或者疾病的表现，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是得不到支持的。（See Hathaway v. Krumery, 110 Idaho 515, 716 P.2d 1287 (1986); Brown v. Fritz, 108 Idaho 357, 699 P.2d 1371(1985); Hatfield, supra.）美国爱达荷州高等法院在Czaplicki v. Gooding Joint School Dist.一案的判词中指出，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必须证明有“身体上的受伤害的症状”，这种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偶尔的想自杀，精神衰弱，性欲减退，疲劳过度，胃痛，没有食欲等等”。（The Idaho Supreme Court in No. 231, 116 Idaho 326, 775 P.2d 640 (1989)）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高等法院2001年12月审判了Linda &Dolly v. Clark & Barbara 一案。被告雇佣Ms. Morgan协助他们举办家庭晚会。原告诉称Ms. Morgan在被告家里喝醉了酒，而后驾车引起交通事故，致使Edna死亡。作为Edna的遗产管理人，原告要求被告作为肇事者的雇主负责赔偿包括过失精神损害的损失，因为被告对其雇佣的人疏于管理。原告声称，由于她亲眼目睹了自己母亲的死亡，精神上和身体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向被告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诉讼请求是成立的，只要“原告所遭受的损害符合某种客观的医学上的诊断标准并且得到了医学专家的证言证明。”（Corso v. Merrill, 119 N.H. 647,653 (1979)）换句话说，“精神上的损害必需要由因此引发的身体疾病的症状来证明”。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没有能够提供专家证言证明她因为目睹母亲的惨死而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他的身体也没有明显的症状能够作为支持他要求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证据，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
从大量的判例当中我们发现，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美国侵权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方式以及举证责任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学习这些经验对我国制定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有益的。
二． 借鉴英美法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意义
大陆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源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法国对勒迪斯昂案的判决，该案一名叫勒迪斯昂的男子极其七岁的儿子被某行政机关的卡车撞死，其妻以本人和三个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名义要求赔偿，对其直接物质损失如丧葬费等当然予以赔偿，对其提出的精神赔偿请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采纳了政府专员厄曼的意见：精神痛苦虽不能以金钱计算，但不等于不应和不能给予赔偿，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代特定的损害，其具有抚慰性质，虽不可能完全消除精神痛苦，但比无任何赔偿好。赔偿旨在给予一种满足和快意，以减轻死者家属感情上的痛苦，它与商业中的等价交换性质的是不同的。最后法院判决该行政机关付给勒迪斯昂妻子精神损害赔偿费一千法郎，这为后来的精神损害赔偿奠定了立法的理论依据，并相继为各国的立法所肯定。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法律对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和建立起步较晚。我们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之后，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开始有争论，因为我们曾经受到前苏联的法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于人格权受到侵害不能用金钱来赔，用金钱来赔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法律观，是把人格权利商品化，因此从法学理论上反对对人格权、人身权受到损害进行金钱赔偿。但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我们国家在法学领域内已逐步开始了拨乱反正，一些理论误区已经逐步得到澄清，精神损害赔偿开始进入理论视野和立法视野，只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观点还比较保守。目前看来，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需要。《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把精神赔偿的范围规定为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法人的名称权、荣誉权、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补充了公民隐私权的精神赔偿规定，其适用的范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有人认为精神赔偿的范围应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为宜，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人权、民主，法律也越来越重视对人格、精神财富的保护的时候，通则规定的范围已不能达到充分保护公民人身权的目的。完善精神赔偿制度，是注重人身权的保护和完善侵权责任制的体现，大部分国家对此的立法包括对所有人人身权的都适用，无限制地规定了这一制度，如美国，某家庭妇女状告某足球俱乐部夺走了她的丈夫（其丈夫是位球迷），而判决结果主张了原告精神赔偿的请求，此案例在我们看来未免夸张，但就我国民法对此有限列举的立法而言，也到了适当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时候，应加强对精神损害赔偿运用的直接性，即应把精神损害赔偿真正提高到其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不是在“赔礼道歉”等四种责任形式后，“并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由于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无论在司法心理还是在文字表述上，均给人应以前四种方式为主，赔偿为辅，精神赔偿并不重要的感觉，从而导致其不予被重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许多受害者无法受到保护。目前，这种有限的范围和未加重视的态度已不能适应我国国情，应扩大对精神损害的保护范围。
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现行的法律保护手段已无法获得预期的满意效果，其缺陷在于保护范围过窄，赔偿标准也无统一定论，因此，立法机关应从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出发，科学的吸收英美法上的相关制度，补充完善有关规定，这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充分保护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精神权益无疑是迫切需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加入WTO后，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参考资料：
《英美法律文献选读－－侵权法教材》，王军编著，2002年9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中国侵权行为法的100年历史和新世纪的发展》，杨立新，2001年4月
《无过失责任》，王利明
《英美侵权行为法》，徐爱国编著，1999年10月，法律出版社
《West Nutshell Series----Torts》(Second Edition),EDWARD J.KIONKA
美国法院近几年的判例：
Hathaway v. Krumery, 110 Idaho 515, 716 P.2d 1287 (1986); Brown v. Fritz, 108 Idaho 357, 699 P.2d 1371(1985); Hatfield, supra.
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The Idaho Supreme Court in No. 231, 116 Idaho 326, 775 P.2d 640 (1989)
Linda & Dolly v. Clark & Barbara， New Hampshire Superior Court, Docket No. 99-C-0084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