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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事中间判决，是指在民事诉讼审理还未达到终局判决的阶段，法院为准备作出终局判决，而事先解决当事人之间有关本案或者诉讼程序的某争点的判决。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多有关于中间判决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中间判决的规定，诉讼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是用民事裁定的方式来解决的。与我国民事诉讼裁定不同的是，中间判决有时要对争议的实体问题作出裁决，通过国外对此的立法实践来看，中间判决制度有助于法院在错综复杂的案件中正确作出终局性判决。通过对中间判决的价值进行分析，对国外民事中间判决的立法介绍和研究，结合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法及实践为我国民事中间判决的设立寻找思路。

　　关键词：民事中间判决　民事裁定　争点　大陆法系


　　一、民事中间判决的涵义与特征

　　（一）涵义

　　民事中间判决, 是指在民事诉讼审理还未达到终局判决的阶段, 法院为准备作出终局判决, 而事先解决当事人之间有关本案或者诉讼程序的某争点的判决。中间判决制度有助于法院在错综复杂的案件中正确作出终局性判决。拟对中间判决的价值及功能进行探讨, 以期对我国的有力借鉴。

　　（二）特征

　　1、预备性

　　民事判决是由法院针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做出的司法判定，具有法定性、权威性、确定性等基本特征。中间判决作为民事判决的一种类型，毋庸置疑也具有上述基本特征。除此之外，根据对中间判决概念的界定，可以归纳出其自身独有的特征。通过上文对中间判决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到，中间判决是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中，法官就终局判决的先决事项预先进行裁判，它非但不能终结审级程序，而且不产生实质既判力，但是对作出终局判决的法院具有约束力，法官应根据中间判决对先决事项的裁判作出终局判决。“判决可以做各种分类。在终局判决中，从其判断的内容出发，可以分为本案判决与诉讼判决。在本案判决中，包括承认请求判决与驳回请求判决，而在承认请求判决中，根据诉的类型之不同，又可以分为给付判决、确认判决与形成判决。”

　　由此可见，其他根据不同标准对民事判决所的种类划分，在本质上都属于终局判决，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而只有中间判决是为终局判决而预先作出的判决，这种预备性导致其缺乏较强的独立性，也体现了它和终局判决的密切关系。

　　2、确认性

　　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根据请求的性质和内容，可以把诉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其中确认之诉是指以特定权利关系存在（或不存在）之主张以及要求作出确定其存在（或不存在）之判决为请求内容的诉。确认之诉原则上以民事法律关系或民事权利的存在与否作为确认的对象，但例外情况下也可以对法律规定的特定事实予以确认,这类事实一般属于具有重要法律意义的法律事实，比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 134 条规定的证明文书真伪确认之诉。针对确认之诉作出的本案判决，是宣告要求确认的权利关系存在与否的确认判决，不具有执行力。

　　可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针对特定的法律事实做出确认判决，能够被确认的法律事实不仅对于纠纷的解决至关重要，而且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中间判决是对诉讼标的之外的先决事项成立与否预先予以判定，对终局判决具有预决功效。中间判决的对象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一些独立的法律事实，比如，独立的攻击防御方法、中间争点、请求原因等等。所以，“中间判决法律属性为确认性的判决，它对终局判决之前的争点作出有拘束力的确认，这样当事人就不须再像在未确认澄清的诉讼状态情形那样进行任意辩论，从而减轻了其后的诉讼程序的负担，使当事人陈述的范围趋于集中。” 此处值得强调的是中间判决属于带有确认性的判决，与上文的确认判决在确认性上存在相似之处，但不能就此将二者完全等同。因为确认判决是针对确认之诉作出的终局判决，产生既判力；而中间判决是对主诉的先决事项作出的，不需当事人单独提起一个诉，而且它不产生既判力。

　　3、管理性

　　诉讼是一种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诉讼效率是其程序设计必须考虑的因素。“纠纷自发生到消灭，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但是，如果以有效工具及战略来处理纠纷，程序目标的实现就会有序且合理。因此纠纷过程管理的理念在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尤其是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作用尤为重要。” 民事诉讼指挥权作为民事审判权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源于人们对诉讼经济性的追求，是纠纷过程管理理念在民事诉讼中的集中体现。通过发挥法官对案件审理的诉讼指挥权，可以实现对诉讼程序的有效管理，提高诉讼效率。在审理复杂的民事案件时，往往出现一系列争点，此时需要法官发挥诉讼指挥权对审理作出合理的计划，否则会造成庭审秩序混乱。法官可以引导当事人对案件较独立的争点进行集中辩论，认为达到裁判程度时，可以依职权作出中间判决。比如在违约损害赔偿之诉中，原告起诉被告违约要求赔偿损失，在庭审中双方就合同的效力发生争执，此时法官可以引导当事人集中对合同效力问题进行辩论，当法官内心确信合同有效时，就可以对合同效力这一先决事项作出中间判决，确认合同有效，随后根据中间判决的判定对损害赔偿问题作出终局判决，从而实现程序的合理化、有序化、高效化。可见，中间判决作为诉讼指挥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充分体现了诉讼指挥权的管理性。

　　二、民事中间判决的制度价值分析

　　公正和效率一直是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最大诉讼效率的实现，也就是成本资源的有效配置，其结果必然是诉讼公正的获得。表现在诉讼程序方面，就要求法官对诉讼的进程有适度的掌控，及时解决诉讼中已经成熟的先决性问题，它对于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在公正的前提下，迅速、经济地处理民事纠纷成为各国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回顾近几十年来各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改革，不难发现，其改革的焦点在于不断加强法院对于诉讼程序的监督和管理。具体表现为，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主要掌握主持诉讼程序、主持审理和策划诉讼进行的指挥权。尽管这种指挥权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自由，可是这种限制对于纠纷的早日解决，对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都是极其重要的。中间判决制度在实现诉讼的公正与效率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中间判决能够使诉讼顺利进行，提高诉讼效率。诉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于复杂的案件来说更是如此。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提出多个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的情况非常普遍。按照传统的诉讼习惯和法律要求，这些问题都必须等到案件的全部事实查清后法院方能作出终局判决，这无疑会造成诉讼的拖延。而按照中间判决制度的要求，法院可以通过限制辩论使得审理对象能够集中到某一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上,并通过双方当事人充分的辩论，使得法官对于终局判决的先决争执作出认定。如果法官就该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作出中间判决,那么该判决将会对终局判决产生拘束力，即当事人双方不得就该争执再进行纠缠，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

　　第二，中间判决有利于当事人及时调整诉讼行为，减少因诉讼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在进行民事诉讼时都要付出一定的诉讼成本，当事人追求胜诉是为了使自己的预期诉讼利益最大化，但诉讼的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这就可能使当事人的预期无法实现。当法院利用中间判决制度对诉讼中的一些成熟的独立实体问题作出先决性判决后，当事人不必就这些问题过多地投入财力，从而减少了财产上的损失，避免了更多的诉讼成本开支。

　　第三，中间判决可以防止法院突袭性终局判决的作出，使诉讼结果更易于被当事人接受。民事审判离不开法官的自由心证，按照传统的审判方式，法官对案件的心理判断在终局判决作出前并不为当事人所知，在此基础上法院的终局判决对当事人来说无异于突然袭击，某些情况下很难为当事人所接受。有了中间判决，可以使当事人更加明了终局判决的形成过程，而不至于使之对终局判决感到意外，从而使当事人增加了对终局判决的接受难度。

　　第四，中间判决制度能够改变诉讼资源浪费的现状。对于给付之诉和变更之诉，法院往往对先决性问题，如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权利请求能否成立等问题待到诉讼结束时方能一并裁判，这就使得当事人双方要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不必要的投入，法院也要在这些问题上与当事人纠缠不休，从而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引入中间判决，可以将原本具有独立性的事实合理分开,使得审理呈现出阶段性；同时，可以通过对前一独立事实的认定,将这一独立事实排除在往后的审理之外。法官通过中间判决终结该阶段,使得该具有独立性的先决问题在今后的审理中无需予以纠缠,即使法官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对后一独立事实连续性地进行审理,但对于整个案件的审理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二、域外有关民事中间判决制度的规定

　　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民事中间判决的立法考察通过对不同国家立法的比较研究，既可加深对外国立法的认识，也有助于对本国法律的进一步了解和改进， 因此，对民事中间判决的研究，也应从国外一些国家的立法现状开始。《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03 条规定：中间争点达到可以裁判的时候，可以以中间判决作出裁判。《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03 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45 条规定：对于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或者其他中间的争执，如作出裁判已成熟时，法院可以作出中间判决。如果对请求的原因和数额都有争执，对其原因亦同。《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45 条、《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82条规定：主文仅限于命令某种审前预备措施或临时措施的判决，对本诉讼不具有既判力。第483条规定：中间判决不使法官停止管辖。《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82条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38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为中间判决；其一，各种独立之攻击或者防御方法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其二，中间之争点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其三，请求之原因及数额具有争执时，法院以其原因为正当者。综观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民事中间判决的立法，均规定中间判决是在诉讼进行中，就某个实体上或程序上的争议点所作出的判决，是就终局判决的前提问题作出的处理，不以终结诉讼为目的，而是为终局判决做准备。对此无异议，归纳各国立法中中间判决的事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种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所主张的事项，无须其他事项补充，就能独立发生某种法律效果，有关这种事项的主张就是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

　　（二）中间争点。诉讼进行中就程序问题发生的争议。比如，有关诉讼要件是否存在的争执，如果法院认为具备诉讼要件则作出中间判决。

　　（三）当事人请求的原因和数额发生争议，法院可先就原因的争议进行判断，如果认为原因正当的就作出中间判决，如果判断原因不正当就不需审理数额问题。即使判决原因正当， 但是随后审理认为在数量上没有发生损失，则作出驳回不予赔偿等请求的判决。
多元化伦理视野中的环境法

屈振辉


【摘 要】伦理性无疑是现代环境法的重要基本特征之一，但以往对环境法伦理性的研究多限于在环境伦理领域内。本文在分析以往环境法研究以环境伦理为单一视野而导致的某些不足，从而试图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将环境法置于更为宽广的伦理视野之中，以多元化的伦理视角解读环境法，经过逐一分析最后初步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环境法的伦理体系，以期能为环境法理论的成熟与发展提供某些新的启示。
【关键词】伦理性 环境法 多元化 伦理视野 启示

法学界普遍认为部门法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它们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但若从法哲学的视角分析，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其实是源自它们之间有着彼此不同的价值本位。环境法不同于传统私法、公法以及近代兴起的社会法，是以生态环境为价值本位的新兴法律部门。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是环境法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起点之一，环境法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以环境伦理为基础而展开的，因此涉及环境伦理的环境法论著也特别丰富。但“保护对象的广泛性和保护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环境法是一个极其综合化的法律部门”⑴。由于环境法涉及的方面众多，决定了研究环境法的伦理视角本应是多元化的，环境伦理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况且环境伦理本身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无法为环境法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某些环境伦理难以回答的环境法问题需要由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因此对环境法进行多元化的伦理分析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笔者在此试图选取几个与环境法关系较为密切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展开论述，希望能为丰富和发展环境法的理论贡献一点绵力。
一、环境伦理⑵
“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核心”⑶。环境伦理是环境法的理论之源，在环境法中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依次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环境伦理是环境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法学始终受着哲学的巨大影响。这突出地表现为哲学上的每一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变态或消灭”⑷。环境法的产生以环境伦理的出现为其哲学背景。环境伦理源于人们对自身与生态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深刻思考，它要求人们从哲学的深度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对生态环境以及各种生物的道德责任。诚然，现实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产生的内在原因，但环境伦理的出现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从而解决了环境法产生中从可能到现实的关键问题，因而成为环境法产生所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其次，环境伦理为环境法的独立提供了依据。环境法之所以能构成独立的部门法，环境伦理功不可没。环境法以生态环境为特有价值本位，因此环境法中有着许多不同于其它部门法的特有理念、原则和制度，它们在产生和发展中无法或难以在其它部门法或其它学科中获取太多养分。它们只能被还原到环境伦理这一哲学层次，并在其中寻找理论渊源。只有在得到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撑下，环境法才有可能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以及经济法的巢臼，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法律部门。再次，环境伦理是环境法变革的原动力。“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⑸，而这个革命首先是由其哲学基础——环境伦理推动的。环境法的法域变迁历经了从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转型，并最终定格在生态法之上⑹，推动这一进程的强大动力就是以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与和谐共处为己任的环境伦理。不仅如此，环境伦理的影响透过环境法还波及到其它部门法和法学理论，从而导致了“对各传统部门法的扬弃和整合”和“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超越和创新”⑺。
尽管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贡献不可取代，但毕竟也只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环境法涉及到经济、行政和科技等诸多方面，这就决定了环境伦理不能替代环境法理论，环境法还必须从其它学科中汲取营养。就是在伦理学的视野里，环境伦理也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伦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环境法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况且，自身不太成熟的环境伦理也无法全面支撑起环境法理论，环境伦理在某些环境法问题前显得无能为力。因此这就需要突破范式的束缚，以多元化的伦理视角全面审视环境法，也只有如此环境法才能实现发展上的超越，而这也是本文要着重论述的。
二、法律伦理
环境法中虽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但终归还是一门法律部门。尽管其在幼稚期难免要靠吸收环境伦理的理论而维持存续，但它一旦发展成熟必然会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实现由“环境伦理”到“环境法理”的飞跃，从而最终回归到法律科学的序列当中。如果说环境伦理的法律化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环境法律的伦理化就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而在这两次飞跃之间及第二次飞跃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是法律伦理。法律伦理是“研究法的伦理蕴含和法的运作过程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和道德问题，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从而为法律的创制和实施过程提供价值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并对社会发展所引法的法律关系和道德水准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战略分析和预测”⑻的伦理学分支学科。以法律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其重要意义可以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法律伦理虽在本质上侧重于伦理，但其所研究的毕竟是环境法律现象中的伦理问题，而非环境伦理现象中的伦理问题，因而避免了环境伦理在逻辑上“就伦理论伦理”的循环论证模式，将对环境伦理的研究突破到法律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是环境法摆脱环境伦理束缚、实现自我回归的必然趋势。其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弥补了环境伦理的某些理论不足，解答了环境伦理的某些难解之题，从而为完善环境法的理论另辟了蹊径；同时也使环境法理论摆脱了环境伦理的抽象性和说教性，而更能为人们所实际接受。再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可以为环境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特有的价值评断依据，对现行环境法中的不足进行法律伦理上的批判，从而避免了以往环境伦理既为立法基础又为评价标准的种种尴尬。最后，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使环境伦理和法律伦理的价值得以同一，使保护环境既成为道德义务又成为法律要求，从而解决了环境法的实现性问题。由此可见，应当对环境法中的法律伦理予以足够重视、加以充分研究，但这并不表明法律伦理能解决环境法中的所有问题，因此还需要将环境法置于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进行研究。
三、经济伦理
任何法都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环境法亦不能例外。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沿袭了西方国家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着管理费用过高、经济效率低下、科技发展缓慢、障碍公平竞争和助长不正之风等多种弊端⑼，许多有识之士因此而提出了进行市场化的环境保护并为之立法的初步构想⑽。环境问题是在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也只有在经济生活中才能得以真正解决，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实际上是一种以人类社会实践中某一特殊类型的道德问题，即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为主题对象的伦理价值研究⑾。”以经济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得到的新启示可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德必然得”的道德理想主义，即讲究环境道德并遵守环境法律的终极目标是为满足人类需要，从而弥补了环境伦理在环境立法目的上的不切实际和虚幻。其次，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得必须德”的道德合宜主义，即尽管经济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也必须遵守经济道德和环境道德，或至少是作为经济道德或环境道德的最低要求的经济法律或环境法律。再次，“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价值原理（原则），也是经济伦理的两个基本的道德价值尺度或标准”⑿，因此在环境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环节中讲求效率与公平也成为了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环境法的发达必须根植在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土壤之中，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实质上就是理性经济，即讲求伦理的经济。综上所述，环境法与经济伦理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但尽管这种联系是极其密切的但始终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经济伦理同样也不能解决环境法中所有的问题，因此还需要在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继续探询。
四、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可以说是环境法研究中一个独特的伦理视角。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是指法律主体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整个过程，而此处所称的生命则主要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恩格斯曾对生命的物质基础和本质特征作过精辟的论述：“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自我更新”。生命伦理原“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⒀，只是当代学术界普遍将生命伦理等同于生命科学中的伦理，从而将生命伦理的内涵局限在医学或生命科学领域。本文主要是从生命伦理的原意展开的。环境法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现实中的环境问题。人类之所以关心生存环境，究其根本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另类思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看法其实就是生命伦理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将对环境法的研究深化到生命伦理层次，是环境法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首先，生存是生命的首要价值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具备一定物质，而物质的供给无一不来源于环境，因此可以说保护环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人的生命价值。这在无形中就提升了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层次，突显了环境法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运用伦理学中“推己及人”的特有方法⒁，由人类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推想到其它物种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在体察和理解的基础上自觉地调解人类和其它物种的关系。这就为以法律形式保护其它物种的生存提供了合理的伦理依据。再次，尊重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将自然视为人有机身体的无机延伸⒂，强调要如同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环境，从而避免了环境伦理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战。最后，生命存在是人的最基本价值，环境法确认了维护生命存在的法律本位，提高了其在众多部门法中的地位，同时也突出了自身存在的重要性。生命伦理本身比较抽象且容易给人以某种“玄学”的错觉，因此生命伦理只能是环境法研究的基点，而对环境法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
五、科技伦理
“由于环境法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生态基本规律和环境要素的总体演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立法基础之一，因而环境法中便含有大量的反映这些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使环境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技术性”⒃。科学技术性是当代环境法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技术与环境法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人类环境问题还是作为解决环境问题手段的环境法，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规律一定认识的基础上的，它必须体现自然规律特别是生态学规律的基本要求；运用科学技术将有利于环境法律规定的执行、违法行为的认定和争议纠纷的解决⒄。科学技术在环境法中的作用如此之巨大，因此对环境法进行伦理研究时必须思考其中的科技伦理问题。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已经渗透到了环境法领域，并对传统环境法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首先，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在环境立法时，必须对那些需要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上升为法律的生态科学规律和环境保护技术进行道德分析，要充分考虑其道德可能性和道德现实性。其次，科学技术成果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一方面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同时也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现实伦理问题，对此环境法必须进行两难选择。再次，环境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它不仅要对现有环境问题做出应对，而且还要对未来的环境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价。某些未来可能具有环境危害科技成果是否能在现今使用，这将涉及到世代的公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最后，科技在发展中可能呈现出造福于人或危害人类的两极状态，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调整和规范好科技发展与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共同的任务。科学技术在环境保护中虽然作用巨大但毕竟不是万能，因此环境法的伦理视野也不能仅局限于科技伦理范畴，而应拓展到伦理学的其它领域。
六、国际政治伦理
国际政治伦理问题主要存在于国际环境法之中。在环境法还未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之前，国际环境法是从属于国际公法体系之下并以其重要组成部分形式出现的。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国际环境法的主要渊源是以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国际法学说、“公允善良”原则和国际组织的决议等国际公法性规范。“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主体，其中主要是国家在因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发生的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体现它们之间由其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的，调整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⒅。有关环境事务的国家间交往、协调，是国际政治交往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国际政治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国际政治伦理问题，因此研究国际环境法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政治伦理。“国际政治伦理的研究对象为国际政治中的道德现象，其核心理论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⒆。国际政治伦理的某些内容为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国际环境法中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国际环境合作原则，要求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负有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责任和义务，都应当并有权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合作行动。伦理学研究有关道德和利益关系的基本原理为以上两原则的可行进行了最好的注解，即人类只有在具有共同的环境利益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共同的国际环境伦理（道德），才有可能进行环境保护的环境合作，也才可能以此为基础构建起国际环境法的体系。其次，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差别原则，要求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方面所有国家都负有共同责任，但相对于发展中而言，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大或更主要的责任。无论从历史考察还是从现实考察，发达国家生产方式上的畸形发展和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且它们占有全球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丰富的财力资源，所以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或主要的义务。这种义务是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统一，而且由于国际上并没有能真正凌驾于任何国家之上司法组织，所以认为其是一种道德责任可能比认为其是一种法律责任更加切合实际。最后，国际环境领域始终贯穿着霸权与道德的斗争，即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处于强权地位的部分发达国家总是试图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并企图在环境问题上控制其它国家，这势必会遭到倡导国家主权与地位平等的国际道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国际环境法就是这种霸权与道德斗争的产物。显然，在国际政治伦理视野中仅能对国际环境法进行研究，而对环境法（特别是国内环境法）的研究应当有更宽的伦理视角。
七、行政伦理
在环境法领域中之所以要研究行政伦理，是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目前仍然主要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行政伦理主要研究的是在行政管理以及行政权力运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道德问题，它存在于包括了环境管理在内的各种行政管理活动之中。我国环境现状出现“局部地区得到控制、总体状况仍在恶化”的局面，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当前我国的环境管理普遍存在着管理部门职权范围不清、机构法律地位不明、行政执法力度不够⒇，甚至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出现了相互推诿、相互争利的恶性局面。这种困境的形成有环境法的自身原因，也有行政管理的体制缺陷；要摆脱这种困境不仅需要完善环境立法，而且需要改革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并且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主要是通过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法与环境行政管理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环境法研究中应当重视行政伦理问题，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环境法是环境管理机构工作的基本准则和执法依据，但完善的环境法律还需要健全的管理机构来执行，因此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应当与加强管理者个人的职业道德、管理机构的行政伦理建设并重。其次，在环境管理机构中强化行政伦理，有利于改进管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能，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法的作用。最后，在环境行政管理机构中重视行政伦理、强调职业道德，与完善环境法中有关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管理人员职责的法律规定一起，同为防止和限制环境行政权力滥用机制的不同侧面。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完善的法律和健全的机制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环境法的伦理研究还应当继续深化下去。
通过将环境法分别置于不同的伦理视野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逐个分析，笔者初步勾画出一个以生命伦理为思维原点、环境伦理为理论架构、法律伦理为基本特征、经济伦理为实际基础、科技伦理为前瞻导向、行政伦理为实施保障、国际政治伦理为重要补充的比较完整的环境法伦理体系。当然笔者的论述不可能穷尽伦理学的所有领域，一些对环境法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伦理领域，如个体的环境道德心理、传统的宗教伦理、中西方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及其比较，笔者由于学识有限和篇幅限制还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本文所进行的研究还相当粗浅，仅仅是在不同伦理领域对环境法进行了简单概述，还未深入到环境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制度以及整个体系当中。所有这些不足都将成为笔者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⑴ 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⑵ 涉及环境伦理问题的环境法论著十分丰富，笔者本不想过多论述；但由于环境伦理在环境法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保持本文的整体性笔者还是对之略论一二。
⑶ 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于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⑷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⑸ 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⑹ 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8页。
⑺ 陈泉生著：《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⑻ 李建华、曹刚等著：《法律伦理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⑼ 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8页。
⑽ 相关论著可参见郑少华：《市场导向：中国环境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3期合刊；张璐：《“经营之法”的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环境资源法的理论拓展》，载于吕忠梅、徐祥民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5页；王蓉：《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⑾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⑿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⒀ 万俊人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⒁ 参见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⒂ 参见李爱年著：《环境法的伦理审视》，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⒃ 王灿发著：《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⒄ 参见汪劲著：《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⒅ 参见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⒆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⒇ 参见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于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0页。
原载网址:http://www.riel.whu.edu.cn/show.asp?ID=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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