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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业经省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猪屠宰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置的定点屠宰厂（场）内屠宰生猪。农民自养自宰自食的生猪，不得上市销售。
第三条 县级以上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的行业管理和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
乡镇定点屠宰厂（场）生猪屠宰活动，由乡镇人民政府具体管理。
第四条 商品流通、畜牧、工商行政管理、卫生、税务、公安、物价、环境保护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生猪屠宰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定点屠宰厂（场）的设置规划，由省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利流通、方便群众、便于检疫和管理的原则，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定点屠宰厂（场）的数量可按以下标准设置：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行署驻地的城市1—3个；县、市人民政府驻地和乡镇各设1个；地域较大、人口较多和生猪产量、消费量较大的乡镇可增设1个。
第六条 定点屠宰厂（场）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省政府确定的定点屠宰厂（场）设置规划审批。
申请设立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向市、县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技术资料，经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取得定点屠宰厂（场）资格。
屠宰厂（场）取得定点资格后，应当按规定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定点屠宰厂（场）由批准定点的人民政府颁发标志牌，定点屠宰厂（场）标志牌应当悬挂于显著位置。
第七条 定点屠宰厂（场）应当远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不得妨碍或者影响所在地居民生活和公共场所的活动。
第八条 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条件；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以及生猪屠宰设备和运载工具；
（三）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和资格证书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有经省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专职或兼职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五）有必要的肉品品质检验设备、冷藏设施、消毒设施、消毒药品和污染物处理设施以及健全的卫生管理制度。
（六）有生猪及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
（七）有符合动物防疫法规定的防疫条件。
第九条 定点屠宰厂（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生猪屠宰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屠宰生猪。
政府鼓励和支持定点屠宰厂（场）实行规模化、工厂化、机械化屠宰生猪。
第十条 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必须具有生猪产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证明。
定点屠宰厂（场）的屠宰检疫，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其中国家确定实行自检的肉联厂、屠宰厂的检疫，由厂方自行负责，并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
第十一条 经检疫合格的生猪产品，必须出具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的检疫证明，并加盖验讫标志。经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产品，必须进行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必须予以销毁。
第十二条 定点屠宰厂（场）必须建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制度，做好生猪屠宰肉品品质检验。肉品品质检验的内容包括：
（一）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以外的疾病；
（二）有害腺体和有害物质；
（三）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
（四）屠宰加工质量；
（五）种公猪、种母猪或晚阉猪；
（六）有关肉品品质的其他检验内容。
第十三条 定点屠宰厂（场）对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必须加盖统一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对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必须依照国家肉品卫生检验规程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禁止对生猪和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第十五条 定点屠宰厂（场）对未能及时销售或出厂（场）的生猪产品，应当采取冷冻或冷藏等必要措施予以储存。
第十六条 从事生猪产品销售、生猪产品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饭店、宾馆、集体伙食单位，销售或者使用的生猪产品必须是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产品。
第十七条 进入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必须具有肉品品质检验合格印章，具有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证明、验讫印章。
第十八条 违反规定，未经定点擅自屠宰生猪的，由市、县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并由市、县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没收非法屠宰的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3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规定，定点屠宰厂（场）出厂（场）未经检疫的生猪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对未出厂（场）的生猪产品，依法补检。
第二十条 违反规定，定点屠宰厂（场）出厂（场）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生产并收回已出厂（场）的生猪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规定，定点屠宰厂（场）对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未按照国家规定处理的，由市、县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处理，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规定，定点屠宰厂（场）出厂（场）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生猪产品的，由市、县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下的罚款。
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由卫生行政、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对负有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规定，定点屠宰厂（场）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市、县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屠宰活动，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报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定点
资格。
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是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卫生行政、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对负有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四条 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负有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五条 生猪产品加工单位和个人以及饭店、宾馆、集体伙食单位，使用未经定点屠宰生猪产品的，由市、县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依照本办法实施的罚款，应当按照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1995年6月7日发布的《山东省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8年12月21日
且慢为“选审制”叫好
杨涛

７月２７日《北京晨报》报道，日前，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在全市检察系统率先推出“选审制”，来该院申请抗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可自行选择办案人员，信任哪个检察官就挑哪个。作为第一个自选检察官的申诉人，北京某公司的负责人刘先生评价说，他感觉“就像在医院里选专家号一样”。
有学者为“选审制”的出台欢心鼓舞，认为“选审制”从积极意义上使申诉人在更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以自己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自己期待中的正义，是对回避制度的超越。“选审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在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新的制度保证。
　　 笔者丝毫不怀疑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良好动机。但是，一项制度的出台却不是简单的拍脑袋的事情，司法制度的合理存在要看其能否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笔者对“选审制”并不抱乐观的态度，“选审制”有违程序正义的基本原理，损害司法权威，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实体公正令人怀疑。
现代司法理念认为，司法官的司法中立是程序正义题中应有之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也要求检察官在司法中不偏不倚，因为，检察机关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司法公正，是要为纠纷的双方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检察官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其与申诉人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并非像在医院里选专家号一样仅对其患者负责，也非在超市选货一样以顾客满意高于一切。而在“选审制”下，这种中立可能失衡，被选中的检察官完全有可能为报答“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一方当事人服务，为保护自己荣誉而战，这就有悖于司法中立，并且不能确保司法公正。即使被选中的检察官公正执法,但在检察权行使的程序中并无合议制和秘密评议制作屏障,而申诉总是可能对一方不利，甚至双方都不利，如对选择方不利，先前的满意也可能化成怨言，这也与我们设立该制度为使申诉人满意的初衷相距甚远。
其次，“选审制”违反司法中平等参与精神。要达到司法公正，在程序上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权利至关重要。在我国，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虽同属司法机关，但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在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在办案模式上并不同于法院在审判中主要实行的合议制，而是检察长领导下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制，主诉检察官一人负责对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把关，重大事项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民事行政案件检察中，如果申诉一方选择了主诉检察官，申诉人行使了选择权，感到满意。然而，如果被申诉人认为申诉人选择的主诉检察官水平不高或存在其他问题但又无法定回避理由，而此时其已无选择机会，只能听任该检察官办案，后果是由于剥夺了其选择权，必然使其感到程序不公，进而对案件的实体结果产生怀疑。
诚然，在仲裁制度中有当事人挑选仲裁员的规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也有当事人挑选陪审员的传统。但是，仲裁机构是民间组织，其解决纠纷是当事人自愿提交，与司法机关公权性质是截然不同。而且，仲裁和陪审制中，合议制和秘密评议制的运用可以确保仲裁员和陪审员不受挑选他们的当事人左右，无须考虑所谓“知遇之恩”，与我们讲的检察机关的检察长领导下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制支撑的“选审制”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仲裁制度还是陪审制都确保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的参与机会和选择权，双方在对等情形下单独选择或共同商定仲裁员、陪审员，这种平等机会和权利有助于消弥任何一方的不满。“选审制”与 回避制度在保证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上也没有共同之处，“选审制”决非论者所言是对原有的回避制度的超越。因为，回避制度下，当事人可排除潜在的不公因素，然而司法官却无须考虑为荣誉而战，而且回避制度在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平等机会和权利上也与“选审制”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要说的但不是不重要的是“选审制”可能潜在地损害司法权威，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定分止争的功能需要其具有至上的权威，否则，司法就无终极性可言，社会的纠纷永无宁日。而司法的权威要建立在对司法官的高度尊重与信任之上，一个可以任于他人评头品足、挑三拣四的司法官员自身不会有职业的荣耀感，他人也不会给予其高度尊重与信任，司法机关的权威无从树立。在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官员具有职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一个司法官员没有重大违法，是不可能因为当事人是否满意而淘汰或免职，“选审制”发挥的优胜劣汰的效果是不能对司法官员适用的。当然，基于当前我国司法官员的现况，“选审制”的实行的确能使部份素质较低的司法官员知耻而后进，有助于改善司法队伍状况。但也只能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本身进口关不严、独立性不强，并且这种改善是以损害司法队伍整体形象为代价，使原本地位不高的司法机关更加边缘化，得不偿失。毕竟，司法官员素质提高主要靠严把进口关、加强司法行业自律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来实现。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下当事人有挑选陪审员的传统，却无选择法官的权利，这也是铁的事实。尤其是在德国，为汲取纳粹时期任意任命法官为其独裁服务的教训，确定了“法定法官”的原则，无论任何法律纠纷都应按法定的原则选定主审法官，院长及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决定由谁主审。防止权贵以当事人身份出现，利用“选审制” 干涉司法，在当今中国司法并不完全独立的情形下，具有现实意义，同样是主张“选审制”的学者不能回避的事实。
总之，要在为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及维护司法的权威前提下，重新审慎地思考在检察机关推行的“选审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