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重庆市人民政府
渝府发〔2003〕58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3年8月27日市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二○○三年九月三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接受人民监督，完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努力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三、市政府组成人员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团结协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各部门要依照法律和法规、规章行使职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做好工作；继续改善和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和质量；顾全大局，密切配合，切实贯彻落实市政府的各项决策。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五、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主任、局长。
六、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市长出差（出访）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
七、市长负责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等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八、副市长按照分工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的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九、市政府组成部门主任、局长负责本部门的工作，根据法律、法规和市政府规章、决定，在本部门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行使权力。
第三章 科学民主决策程序
十、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十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政策措施、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重大项目等决策，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或决定。
十二、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区县（自治县、市）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十三、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十四、市政府各部门、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并加强督促检查。
第四章 依法行政、优化服务要求
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行政权，强化政府责任，优化行政服务，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
十六、市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适时提出地方性法规议案，制定政府规章，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法律规范，确保地方性法规议案和政府规章的质量。
十七、提请市政府讨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草案由市政府法制办审查或组织起草，政府规章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办承办。
十八、市政府各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市政府的有关规定，并须经市政府法制办备案审查。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市政府制定规章、发布决定或命令，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发文。
十九、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协调，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二十、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备案行政规章；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听取意见和建议。
二十一、市政府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自觉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部门的行政监督、审计部门的经济监督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二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按照“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要求，更新行政理念，改革行政体制，转变管理方式，使政府行政模式由管制型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二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不断拓宽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市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处重要的群众来信。
二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加强各类政务公开载体的建设，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第五章 工作安排布局
二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根据市人代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结合各部门的工作实际，确保实现市政府年度和届内工作目标任务。
二十六、市政府提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需要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议案和政府规章、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和制发的公文等事项，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布局，下发执行。
二十七、各部门、各区县（自治县、市）要认真落实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市政府各位副市长要加强对分管工作的督促检查，按市政府统一部署推进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督查室要加强对市政府工作安排部署的督查考核，适时作出通报。
第六章 会议制度
二十八、市政府实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制度。
二十九、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政府组成人员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的重要决定事项；
（二）研究贯彻市人大有关决定、决议事项；
（三）决定和部署涉及全局的市政府工作；
（四）通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及重要工作；
（五）讨论其他需要市政府全体会议讨论的事项。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年召开1至2次。根据需要，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区县（自治县、市）政府负责人列席；可以邀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市高法院、市检察院领导和市委有关部委以及有关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新闻单位负责人列席。
三十、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者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审议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年度计划、财政预决算;
（二）研究审议需要向国务院请示、报告或者向市委、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向市政协通报的重要事项；讨论和通过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案和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讨论和通过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讨论和通过市政府规章；
（三）讨论制定市政府工作计划和事关全局的重大事项；
（四）讨论和通过按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由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的事项；
（五）分析形势，通报情况，部署工作等。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2次。根据需要，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区县（自治县、市）政府负责人列席；可邀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领导和其他有关单位负责人列席。
三十一、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者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确定市政府工作中涉及全面工作、全市性重大活动需要统筹协调安排的事项；
（二）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三）讨论和决定部门和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向市政府请示的重大事项。
市长办公会议不定期举行。根据需要，可请与议题有关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区县（自治县、市）政府负责人列席。
三十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市长审定，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
三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工作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其主要任务是：部署涉及全市性的重要专项工作。
三十四、加强会议议题的协调审核。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审议的议题，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审核后提出，秘书长综合平衡后报市长确定。
会议议题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的，主办部门应在会前进行协调，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协调意见应由该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经主办部门协调意见仍不一致的，报分管副市长协调或由分管副市长委托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协调后部门间意见仍有分歧的，主办部门应在市政府有关会议上将分歧意见列明，并提出倾向性意见。
凡属副市长、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职责权限范围内决定、审批的事项，或会前未经协调的事项，不安排市政府会议讨论研究。
三十五、严格会议审批管理
（一）市政府召开的需通知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参加的全市性会议，由秘书长核报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批准。
（二）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召开的需通知有关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分管领导和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专题会议，由分管副秘书长核报主管副市长批准。
（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大力精简全市性会议。必须召开的各类会议要尽量压缩规模，压缩时间。要尽量采用电视电话会议方式，提高效率，节省开支。
第七章 公文审批制度
三十六、审批签发公文，应当遵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及市委、市政府的有关规定。
三十七、市政府文件审批签发制度
（一）下列文件由市长签发：市政府上报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市政府向国务院有关部门请求批准事项和商洽工作的文件；市政府报送市委的请示、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案、向市政协通报重大情况的文件；市政府下发的涉及全局性、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部署的文件；其他涉及重大事项的文件。
（二）除应由市长审批签发以外的市政府文件，属于一位副市长分管工作范围内的，由分管副市长审批签发；涉及两位以上副市长分管工作的，经相关副市长会审会签提出意见后，由市长或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审批签发。
（三）市政府法制办承办的法规、规章草案，报分管有关业务工作的副市长和负责市政府法制工作的副市长审核后，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市政府出台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办进行合法性审查，经分管有关业务工作的副市长会签后，报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审批签发。
（四）市长另有专门交待的文件的办理，按市长交待的程序审核签发。
三十八、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其主要负责人签发，并由市政府办公厅按程序办理，除领导同志要求的特殊情况外，不得直接报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
三十九、请示事项如涉及其他部门的职责，主办部门应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协办部门应积极配合，协调形成一致意见后，经主办和协办部门主要负责人会签报送市政府。部门之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应将分歧意见一并报送。
四十、以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公文，除涉密文件以外，原则上应予公开，并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站以及新闻媒体上刊登公布；市政府各部门印发的公文，除涉密文件以外，也应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和部门网站上刊登公布。
四十一、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属于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
第八章 出席内事活动制度
四十二、市政府领导同志应集中精力研究处理全市中心工作和重大问题。切实减少一般性事务活动。各部门、各区县（自治县、市）、各单位召开一般性工作会议，举办纪念性、礼仪性活动，以及一般商业性应酬活动，原则上不安排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
四十三、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为下级签发贺信、题词和为出版物作序。确属特殊需要，经市政府办公厅审核后，报市政府领导同志审定。
四十四、市政府领导同志参加内事活动应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不准超标准接待，不搞迎送。
四十五、市政府领导同志内事活动的宣传报道应从严掌握。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重要会议和活动，下基层调查研究等，新闻报道应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精简务实的原则，按照中央及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有关规定从严掌握。
第九章 出访及出席外事活动制度
四十六、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外事活动，按外事规定的要求办理。市长出访，按中央规定办理。副市长出访，经分管外事工作的副市长审核，报市委书记、市长同意，并经外交部或国务院港澳办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办事机构、直属机构和各市属事业单位的局级行政领导出访，须经分管副市长同意后，按外事审批程序办理。市政府秘书长及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办事机构、直属机构和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各市属事业单位的局级正职行政领导出访，经分管外事工作的副市长审核，报市长审批。市政府副秘书长及上述有关单位的局级副职行政领导出访，由分管外事工作的副市长审批。
四十七、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对外友好往来、与港澳台交流往来等方面的活动，需要邀请市政府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出席的，按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关于接待重要外宾和市级领导出席外事活动若干规定〉的通知》（渝委办〔2000〕100号）执行。要加强对相关信息的及时沟通。市政府其他部门和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不得直接给市政府领导发送参加外事或与港澳台的活动的请柬。
第十章 作风纪律
四十八、市政府组成人员要自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按照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要求，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严以律已、率先垂范。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四十九、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维护团结、维护大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增强大局观念，强化服务意识，做到小局服从大局，局部服从全局。市政府领导成员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精诚团结，形成合力。
五十、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崇尚实干、崇尚创新，做学习的表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市政府要通过举办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
五十一、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带头廉洁自律、努力建设和维护廉洁政府的形象。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切实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五十二、市政府领导同志要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市政府领导每年至少有2个月的时间，通过深入基层和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开展调研。认真制定调研计划，选定2—3个重点、难点、热点课题，亲自动手撰写对推动全市工作有指导意义的调研报告。
五十三、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会议上提出或主动协商沟通，在市政府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行；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五十四、严格请假制度。副市长、秘书长出访、出差和休假，应事先报告市长，由市政府办公厅通报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
各部门、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离渝外出，应事先向市政府办公厅报告，由市政府办公厅报市政府领导同志批准。
五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市委、市政府转变作风的两个“八条”规定，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切实解决“文山会海”问题；大力推行政务“阳光工程”，规范政务管理，建立和推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审批制和失职追究制；增强服务观念，强化责任意识，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WTO时代之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初探
董作春
摘要：WTO所蕴涵的精神与民商法的理念基本一致，民商法是国际私法的基础。而最密切联系原则则是当代国际私法的核心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在客观上绝对存在着一个“最适应”的法律与之相适应。在这一理论基点上，本文对其本质加以探讨，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和逻辑的方法，揭示WTO时代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深化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认识，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正确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以解决WTO协议规则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纷繁复杂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WTO 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 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 法律选择 最适当 联系 实质正义
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在客观上绝对存在着一个最适当的法律与之相适应，关键是如何找到它。而为WTO协议规则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选择一个与之最相适应的最适当的法律作为它的准据法，简而言之，法律选择的最适当性，正是当今国际私法领域内堪称为“革命”新浪潮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之本质所在。众所周知，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范围的思维形式，而内涵则是概念对事物本质的外化。因此，我们欲探求事物的本质，首先就要认识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的内涵。因此，对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的探求，应首先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内涵着眼。
一
何为最密切联系原则？这正同它的本质一样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依学界较为流行的说法，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也叫最强联系原则，重力中心原则，是指法院在审理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时，权衡各种与该案当事人具有联系的因素，从中找出与该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因素，根据该因素的指引，适用解决该案件的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原则。 从其历史发展来看，“最密切联系”这一术语，可溯源至1880年韦斯特雷克（Westlake）所著《国际私法论》中所提及的“最真实联系”（The Most Real Connection）。但多数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起源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萨维尼在他的《现代罗马法律体系》第8卷里批判了“法则区别说”本末倒置的说法后认为：解决法律冲突应该首先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着手，任何一法律关系都同某一特定地域的法律相联系，这种联系即谓之“本座”（setz）。 “本座”一词与“最密切联系地”在含义上近乎是同一语。“最密切联系地”依“法律关系本座说”解释就是要研究与某个特定法律关系最密切的那个地方的法律。1954年，美国纽约州法官富德（Fuld）在审理“奥汀诉奥汀”（Auten V. Auten）案中正式使用了“重力中心”和“联系聚集”的概念，认为不应机槭地依传统的冲突规范来适用法律，而应极力找出法律关系本身的重力中心地或连结关系的聚集地，并适用这个地方的法律。这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雏形。 1971年美国学者里斯（Reese）主持编撰了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以最密切联系理论取代了第一次《重述》的以既得权学说为基础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冲突的解决，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州或国家的法律。至此，当代国际私法最流行的法律适用理论之一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大体形成。最密切联系原则较之传统机槭僵硬的硬性法律选择规范，将更多的选择法律的自由权赋予法官，要求法官不能对众多的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密切相关的联系因素置之不顾，像“法律关系本座说”那样凭空地去认识法律关系的本质，进而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更不能照搬传统冲突法中那种机槭、呆板的法律选择公式；而是要根据涉外民商事法律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透过各种连结因素的表层去分析通过该连结因素与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相联系的法律的精神，以期找到与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有着最真实的，即本质的、固有的和稳定的联系的法律。由这样的法律调整，是必然能够反映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的。而这样的法律必然是唯一确定的，是能够实现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在由该法律调整过程中所追求的公平、公正、合理和满足整个国际民商事交往所需求的交易安全的法律，是能够实现WTO协议规则所蕴涵的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一向追求的实质正义的法律，因而也是最适当的法律。这种对法律选择的分析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分析，而是一种实质上的分析，是从实质上解决法律冲突。从原则本质上说，是将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原本无立法管辖权的法律，即本不应适用的法律扫地出门，因为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最相适应的最适当的法律在客观上只有一个。这正是最密切联系原则题中应有之义，也正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题中应有之义。
二
正如前文对最密切联系原则内涵所阐释的那样，该原则之本质在于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即选择最适当的法律适用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这其间蕴涵着一种思考问题，即辩证法。我们知道，世间万物无不处在相互作用的联系之中，列宁说过：“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任何事物之间无论存在多大差异，总是可以通过中间联系沟通起来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联系总是客观存在的着的，不论人们是否承认它，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它。而联系的这种客观性是指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同理，在国际私法领域内，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连结因素与众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相联系，这是不争的事实，是联系客观性的反映。但我们也应看到，正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多样的统一一样，事物现象的联系也是极其复杂的、多种多样的，有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等等，不同的联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国际私法中众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联系也是复杂多样的，其联系的质和量也是不同的，他们在对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分别进行调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体现的价值是有区别的，对上述复杂多样的联系，我们不能等量齐观。在这些联系中，有些显然是非固有的、表面的、偶然的、颇具波动性的，甚至是虚假的联系，选择具有该种联系属性的法律去调整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显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必然会对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产生消极作用和影响，因而是不适当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不但意识到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与众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之间联系的客观性，而且极好地把握了其间众多联系的性质是不同的这一关键点——诸多联系的含金量是不同的。因此，认识和揭示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与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之间存在着最真实的，即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还事物之间最真实联系的庐山真面目，也就成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实现了这一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也就找到了原应适用的法律，而只有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有着最真实联系的法律才是原应适用的法律，才是最适当的法律，其才能够反映法律对法律关系的调整规律，而对于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联系不甚密切，即表面的、偶然的、颇具波动性的，甚至是虚假的毫无联系的法律，如由其调整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则显然是不适当的，只会对该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而这种调整又显然无法反映法律对法律关系调整的内在规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上述动态过程及其所体现的思维方法，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又决定其本质的，是原则本质的外化和终极体现。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不能说不是WTO时代最密切联系原则之本质。
三
虽说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在于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但对最适当法律的追求却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开追求最适当法律以适用于特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之先河的并非最密切联系原则。但追求最适当法律也仅仅是国际私法历史发展长河中众多法律适用学说理论的目标而已，而并非像最密切联系原则那样是其本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提出虽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但它所体现的思想却被法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于他们的学说中，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法律选择规则，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连结因素，都试图找到适用于各种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最适当的准据法。
我国唐代（618—907年）《永徽律名例章》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可见，我国唐代统治者已不自觉地运用着联系的观点，意识到“化外人同类自相犯”和“异类相犯”毕竟是不同于本国国民之间的诉讼。在第一种情况下，化外人与其本国有着更大联系；在第二种情况下则与行为地法有着更大的联系。因而，对都是外国人的情况适用本俗法较之唐律更适当，但当无法同时适用时，即有明显法律冲突时，则适用有更大联系的行为地法——唐律更适当。这其中包含了现代法律适用的属人法原则和行为地法原则思想。
十四世纪意大利巴托鲁斯提出了法则区别说。他主张把法则分为三类，每一类都规定一个冲突原则分别适用不同种类的法律冲突：
1.关于人的法则，以属人法为冲突原则，适用于有关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方面的冲突。巴氏认为，人的身份能力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并不因为他所处的地域不同而有所改变，因此，本城市国家的法则无论对其领域内的居民或在其领域外的本国居民都应适用。
2.关于物的法则，以物之所在地法为冲突原则，主要适用于不动产方面的冲突。巴氏认为，对不动产的物权如不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势必造成不动产制度的混乱。
3.关于行为的法则，以行为地法为冲突原则，即采用“场所支配行为”的原则，该原则适用于有关法律行为方式方面的冲突。巴氏认为，法律行为方式应由行为地法来决定，只要某一行为符合行为地法的规定，那么世界各国都应承认它的合法性。
不难看出，巴氏是在分析了所要解决的问题与相关法律联系的紧密程度后，确定了上述规则。人的身份能力受其本国影响最深刻，较之其他地方，则与本国有更密切的联系，因而适用属人法；不动产和行为，如不分别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和行为地法将遭致麻烦，甚至民商秩序的混乱，不动产和行为分别与物之所在地和行为地有更密切的联系，因而分别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和行为地法更为适当。只不过巴氏未说出“联系”二字而已。
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私法自巴托鲁斯始，运用联系的方法思考法律适用问题并努力寻找最适当的（或说比较适当的）法律，这条思想主线贯穿于国际私法的历史发展，虽然其表现形式各异。传统的具体法律适用规则，虽说从未放弃对适当法律的追求，以期公正审理具体涉外民商事案件，但与此同时，传统冲突规范又太强调法律适用的明确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将明确、稳定和可预见视为衡量适当法律的极其重要的砝码，结果物极必反，必然造成对某些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选择适用的不合理，难以实现实质正义。传统学说下的法律选择规则虽然视找到最适当的法律为其目标任务，但其往往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去面对千差万别、变化多端的客观情况，即令善良公正的法官也是无可奈何、束手无策，难以公正合理地解决个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暴露的不合时宜之处更是显而易见。
国际私法作为调整各种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之法，涉及许多独立的平行的主权国家，涉及许多平行的互不相同的法律制度，因其各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民族传统、法律习惯、法律的阶级属性不同而发生种种冲突，在法律冲突的背后始终存在着各国对本国利益的追求，作为调整各项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的国际私法当然也就不可能不被深深打上利益本位的烙印。 在国际私法领域，不同的立法形式和制度也无不反映了特定的阶级内容和社会职能。 而国际私法领域内的众家学说理论正是各国立法及其各项制度的源头，因而，众家学说理论无不是时代的、民族的和阶级的。法学家们无不站在本民族本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各自的学说理论。因此，传统法律适用理论虽然不懈追求最适当的法律，但这种最适当的法律显然也被深深打上民族的、阶级的烙印。
继巴托鲁斯之后，国际私法领域内又一颗灿烂耀眼的明星萨维尼提出了“法律关系本座”说，他指出：每一个法律关系根据其自身特点，与某一法域相联系，而其联系的所在即是该法律关系的“本座”。而该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即是其“本座法”。萨维尼的此种学说，在含义上已相当接近“最密切联系原则”。萨维尼从普遍主义立场出发，显露出一种愈益强烈的欲望——找到最适当的准据法。但一方面，萨维尼并没有跳出传统冲突规则机槭僵化的圈子，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将法律关系与本座的联系固定化、机槭化、公式化，唯心地认为某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只有一个本座法与之相适应、相联系，并将它作为一种硬性的冲突规范，以为解决了国际私法中法律适用的所有问题。诸不知，客观的联系是有条件的，条件的复杂多样必然决定了客观联系的复杂多样，即使同一国际民商事案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与其有着最真实联系的法律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萨维尼也没能跳出民族和阶级的局限，其学说反映的是后起的德国资产阶级要求重新分割世界的强烈愿望。 因而，萨维尼所主张的最为适当的本座法也只能是民族的和阶级的了。站在民族、阶级的立场上看来最为适当的法律，也并不能真正算作是最适当的法律了。
选择适用最适当的法律看来只能算是传统法律适用理论望尘莫及的目标。这一目标，一方面受到封闭而无生气的传统冲突规则的机槭僵硬的制约，选择最适当的法律近乎无从谈起，难以实现国际民商事个案公平、公正、合理地解决；另一方面，这一目标又时刻视国家民族利益而动，即使实现了这一目标，其选择适用的所谓最适当的法律也只能是民族的、阶级的。综上，选择适用最适当的法律不是国际私法领域以往其他任何法律适用学说理论的本质之所在。
四
事实上，传统法律选择适用理论下法律选择规则的机槭、僵化和公式是与其民族的、阶级的最适当法律追求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一致性——在传统主权者们的思想中，通过对法律选择规则的机槭化、僵硬化和公式化，进而垄断法律的选择适用，是帮助他们找到在其自身看来是最适当法律的一条捷径。正如前文所述，如此这般选择的法律，在WTO时代国际民商社会的善良公众看来是自私的、狭隘的，因而是不适当的，更不要说“最适当了”。因为，依传统传统冲突规则选择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善良公众所期望的实质正义。而这一切又都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自十七世纪到本世纪50年代的国际社会显现了以下特征：（1）主权观念的发展，主权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排他性得到了各国的至高推崇……（2）主权者在强调自己主权的同时，发展了承认外国主权的独立性，主权平等观念进一步发展……（3）国际民商事交流的极为有限，即国际民商事交流的频度和范围的有限，使得国际民商事交流对主权者的内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无法突出地表现出来。 在此等情势下，一方面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劣位，一方面主权观念的优位，二者一经结合，锻就了传统冲突法偏袒主权者自身主权利益的劣性。使原本属平等主体之间私的国际民商事交往不当地渗透了太多的“公”的因素，于是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历史条件无法提供善良公众所期望的能够实现实质正义的法律土壤，也就产生不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本质——选择适用最适当的法律。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如若真的产生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法律选择适用学说理论，其本质也不会是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其只会被设置上各种规则并被主权者深重地打上主权优位的烙印而为之效力。然而，当国际社会发展到本世纪50年代时，国际社会主权者的相互关系已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第一，国际社会力量组合的联结多元化及重新整合而追求新秩序，奠定了多元平位的新型国际关系之基础，同时，国际社会关系主体的多层次化，使主权者对外关系立体化和复杂化……第二，5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大大强化，要求各主权者在解决相互间存在的利益冲突时，更多地借助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协调”途径来减少对抗。……现代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的加强，首先表现为各国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普及，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其次，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国际社会交流的领域、手段、范围、频度等指数巨增，现代化的电讯和交通工具使国际社会空间越来越狭窄，各主权者随时都可以联系和接触，使得相互依赖和制约的可能性和强度都增大……第三，二战以后，各主权者逐渐改变了传统主权者以军事和地域征服为首要目标，而代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目标的自我发展取向。 与本世纪50年代前的情形恰恰相反，一方面国际民商事交往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地位显著提高，日益重要；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明显加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WTO由1947年成立的GATT逐渐发展而来，当时仅仅是国际间为防止贸易战而达成的一系列临时协议，而如今，WTO已形成具有无限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伞状结构，成为驾驭和协调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法律中介，从某种意义上说，WTO已经不仅是一个组织，更是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经典象征。在此形势下，各主权者只能走出封闭的囹圄，在国际私法法律选择领域内不得不改变以一己之私强加于人的作法，代之以主权者之间的协调合作，而还平等主体的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本来面目。同样是民族的和阶级的考虑，但经济利益已成为主权者们的核心追求，于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竞争中，主权者不得不高度重视国际民商事交往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努力提供开明的法律环境，减除因偏袒自身利益而引起国际民商事交易双方猜忌（高度不信任）的诸因素；另一方面，在解决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过程中努力为国际民商事交易双方的利益目标预留适当空间，借助更能给予国际民商事交易双方以公平、公正感的一些客观因素做为联结点，实现法律冲突解决的实质正义。可见，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已成为各主权者共同的目标，与实质正义相背不但使自身利益难以实现，而且最终与其根本利益相冲突，而对此种实质正义的评价和认定不能仅仅以主权者的一己之见为标尺，而更多的是要靠有着人类共同良知与理性的国际社会善良公众多所认同的标准来解决之。而通过选择适用能够实现此等实质正义的法律正是最适当的法律——其实质精神就是实现此等实质正义。这所有的一切，就为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本质——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的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最密切联系原则适时满足了顺乎WTO时代潮流与精神的主权者们的迫切需求，真可谓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正如前文对其内涵所揭示的那样，最密切联系原则克服了传统冲突规范呆板机槭的缺点，在处理某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或案件时，并非按简单、单一、机槭的因素决定应适用的法律，而是对相关的各种事实和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从中找出最本质的联系。而其中对大量客观连结因素考虑的引入，避免了传统冲突规范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增强了法律选择适用的客观、公平和公正性。更为重要的是，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是灵活开放的，这就使得其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亦不断自我完善，为实现实质正义提供最有力的保障。1985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吸纳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对其适用上，既体现了大陆法系的特征性履行方法，又体现了英美法国家的灵活方法，将这两种适用方法有机地结合，能够较成功地实现法律适用灵活性与确定性的统一。而灵活性与确定性的统一正是法律适用实现公正合理和交易安全的要求，体现了实质正义性。因而该公约在一定程度上顺应WTO时代的呼声，代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新近的发展趋向。可以断言，随着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的本质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并不断以崭新的面貌外化于世人。
五
最密切联系原则之本质——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在英国“适当法理论”那里得到充分体现，获得有力支持，并相互支持。“适当法理论”发端于合同领域，后来又扩展到侵权行为及其他领域。 “合同适当法”理论历经主观论时期，客观论时期，现已发展至现代论时期。所谓“合同适当法的现代论”其实就是主观论与客观论的相互补充，有机结合。《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第145条规则将其阐释为“合同自本法（适当法 ），是指当事人意欲适用于合同的法律，或者在当事人的意思没有表示，也不能根据情况作出推断时，指与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实联系的法律。” 莫里斯在谈到“合同适当法理论”的优点时曾说：适当法提供了一个适用于各类合同的范围广泛的公式，如果没有这个公式，英国法院很可能需要提出不同的冲突规则去处理每一种合同的有效性问题，同时，这个包罗万象的公式通常支配着与合同有关的各种问题；而且，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受同一法律支配，从而避免了生硬地采用合同履行地法所造成的困难。 在合同适当法理论发展中期，随着“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标准的确立，侵权行为适当法理论也被提出来了。《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第171条规则指出：“一个在外国实施的行为是否为侵权行为（即可在英格兰而提起诉讼的不法行为），决定于行为实施国的法律（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和英格兰法（法院地法）的双重规定，或者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另一个国家与行为的发生和当事人有最重的联系，决定于该国的法律。” 第172条规则指出：“（1）总的规则是一个在外国实施的行为属于侵权，并在英格兰可提诉讼，它必须(a)根据英格兰法可作为侵权起诉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它在英格兰实施，该行为属于侵权，并且(b)根据行为实施地的外国的法律可起诉（2）但当事人间的特殊事项，可以受（就该事项而言）与事件和当事人有最重要联系国家的法律支配。” 这首先归功于莫里斯，他于1951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论侵权行为的适当法》一文，指出：侵权行为复杂多样，一概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很难在每案件中都获得理想结果而符合社会正义，所以应确定一项包含较广且富有强性的国际私法规则，以取代侵权行为地法。这样，更便于分析各种相关的社会因素，找到一项最合适的法律以解决侵权行为所涉及的各个问题。“如果我们采用侵权的适当法，我们至少能够基于政策，选择与我们目前特定情况中的一系列行为及环境似乎有着最密切联系的那个法律。” 从这些阐述中，我们不难得悉“Proper law”是一个灵活的有着广泛适用性的公式，遵循这个公式，法官们就可以根据各种法律关系或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考察与案件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确定应当适用于该法律关系的最合适的和最适当的法律。这个法律的适用会使案件的处理结果较为公正，并且克服那些硬性的冲突规则所固有的弱点。因此，笔者认为，英国学者们提出“Proper law”这个概念，是为了确定一个处理法律适用问题原则，介绍一种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的方法，而这个原则和这种方法的核心或本质，就是在法律选择或法律适用问题上，要做到“合适”、“恰当”，或者说要做到“适当”。可见，“适当法理论”的精髓就在于针对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为具体法律关系选择适用最适当的准据法，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期公平、公正地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这其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功不可没，该原则是“适当法理论”中一条极为重要的具体的规则和标准，因而必然体现该理论之本质、精神、精髓，因而其本质之精髓必然是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成为“适当法理论”的具体化。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在于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与“适当法理论”精髓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一致性，但这并不是说“适当法理论”赋予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精神，恰恰相反，正是最密切联系原则骨子里透着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其才为“适当法理论”所吸纳，以实践其精髓和其所遵循的法律适用“适当性”的价值取向。即使是“适当法理论”另一重要规则和标准——当事人意思自治也往往受最密切联系原则限制，即当事人的选择应限制在同特定民商事法律关系本身有联系的法律范围之内，不允许违背与之有着最重要联系的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对“适当法理论”优势的形成助了极为重要的一臂之力。法律选择适用的最适当性为最密切联系原则之本质，确定无疑。
六
丹宁（Lord Dearing）在派克诉派克案中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会永远呆在一个地方，法律会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它的事情将继续前进。这种状况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最密切联系原则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他们经常性地做着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即便如此，欲想对双方都有利也是不容易的，是有风险的，而这正是WTO时代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探求之价值所在。
注释：
①胡晓红：《论国际私法上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3期，第108页。
②刘仁山：《“最密切联系原则”与“特征性给付原则”的立法研究》，《法商研究》，1995年第5期，第68页。
③于飞：《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发展与适用》，《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第32页。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5卷，第191页。
⑤转引自罗俊明：《客观准据法原则》，《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第94页。
⑥丁伟主编：《冲突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17页。
⑦董丽萍等：《试论我国国际私法在市场经济下的完善与发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38页。
⑧李双元等：《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二版，第46页。
⑨丁伟主编：《冲突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22页。
⑩李金泽：《最密切联系原则：冲突法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自我超越》，《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一期，第22页。
11李金泽：《最密切联系原则：冲突法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自我超越》，《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一期，第22页。
12吕岩峰：《英国“适当法理论”之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第17页。
13笔者注。
